關于藏學

　　蔡德貴：您一直支持對藏學做研究，您從1946年在北大創辦東語系之后的第三年，就聘請于道泉到系任教。于道泉又和原來已經在東語系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鵬、韓鏡清幾位同事，創辦了藏文專業，開始招生。第一次招生雖然只有兩名學生，卻使藏學這一專業在高等學府內正式立足，開始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季羨林：我曾經在《一點希望——致藏學研究中心》的信中說，在全世界范圍內，藏學已經成為顯學。歐、美、日本許多大學里都設有專門研究機構，對西藏的歷史、宗教、語言、文學、民俗、藝術等等，進行深入細致認真嚴肅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國研究佛教者幾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譯文，原文已佚，漢譯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難以進行。這是一種非常可喜的現象。

　　藏學的根源當然是中國西藏。我國藏族有長久的文化傳統，藏學研究也有悠久的歷史。漢族文學者中也有不少對西藏的語言、文字、宗教、歷史發生興趣的。近年來，他們寫了大量水平很高的專著和論文。這當然又是一種非常可喜的現象。

　　同世界各國研究藏學的水平相比，我們當然是占優勢的，但是，我們也有不足之處。對此我們決不能執行鴕鳥政策，或者視而不見，這是自欺欺人的行為，為我輩所不應取。論藏文使用水平，外國學者當然不如我們。但是論輔助條件，論科學的研究方法，則外國藏學研究者又往往超過我們。我們決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鶴鸛飲海，井蛙觀天。這樣是絕無進步可言的。據我個人的看法，我們最大的弱點是對于國外研究情況不甚了解，信息極不靈通，甚至連想了解的愿望都沒有。國外藏學研究的專著和雜志也十分不全。這是非常危險的，是阻礙我們科學研究進步的。當今之計，我們必須廣通聲氣，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漢藏兩族的學者密切協作，攜手共進，取長補短，決不能劃地為界，自立營壘。能做到這一步，我國的藏學研究就能大踏步前進，為這一門學科開辟新天地，大放異彩，無愧于我們偉大國家的聲望和地位。密宗應該是藏學的重要內容。

　　藏學跟印度的關系更為密切。藏文使用的字母，是婆羅米字母演化的。婆羅米字母是和田那個地方使用的。藏文的字母就是從和田的婆羅米字母演變出來的。 “貝葉經”不是藏學，什么經都可以寫，貝葉就是我們沒有見過的一種什么樹，也不是葉子，一種樹啊，大概底下有一塊(可以當作“紙”)，當時沒有紙，在上面寫字，就叫貝葉經。貝葉經不一定都是佛教經典，因為當時的貝葉就是“紙”，寫什么就是什么(其他經也可以寫在貝葉上)。因為佛經東西多，所以大多數貝葉經都是佛教的經典，但是不能一聽貝葉經，就以為是佛經，不一定。

　　關于敦煌學

　　蔡德貴：您在主編《敦煌學大辭典》的時候，“敦煌學”一條由您親自執筆，可見您很重視敦煌學。

　　季羨林：“敦煌學”這個名詞，是陳寅恪先生最先使用的，其涵義比較籠統，凡研究與古代敦煌有關的學問，都可以稱之為“敦煌學”。特別是有名的莫高窟和19世紀初(或18世紀末，相差不過一年)發現的藏經洞，其中圖籍琳瑯滿目，成為全世界許多國家學者研究的對象。 “敦煌學”之名因之日彰。至于“吐魯番學”這個名詞，始作俑者恐怕就是不佞自己，它泛指研究古代新疆文化的學問。因為吐魯番地區考古發掘工作做得比較多，成果比較大，所以就以“吐魯番學”概括全疆的研究工作。其中并沒有多少玄妙之處。敦煌吐魯番學具有六個方面的價值：第一，對研究中國歷史和地理的價值；第二，對研究中國文學藝術的價值；第三，對研究語言學、音韻學的價值；第四，對研究宗教問題的價值；第五，對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價值；第六，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價值。

　　敦煌的意義啊，得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講。世界文化是東西傳遞的，從東方傳到西方，從西方傳到中國，這中間就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為什么呢？因為世界文化啊，無非兩大重點，一個是中國文化，這個不用說了；另外一個是古代的希臘、羅馬文化。世界別的地方沒有產生這么重要的文化，而這個文化交流的通道，就是絲綢之路。敦煌的文書，除漢文寫本外，?盧文、回鶻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寫本約占1／6，可見敦煌是文化交流的集大成者。新疆地區更是多種語言、多種宗教、多種文化在這里廣泛傳播與交流，有漢文、梵文(古印度)、吐蕃文 (古藏文)、回鶻文 (古維吾爾文)、于闐文、龜茲文、希伯來文、突厥文、吐火羅文等等。

　　龜茲學也包羅在國學的范圍。龜茲本來就是古印度、希臘—羅馬、波斯、漢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匯之處，自漢代以來設立的 “西域都護府”、“安西都護府”相繼設在龜茲。敦煌學自然也屬于國學研究的范圍。此外，2005年在田陽舉行第四次壯學學術研討會，我曾發去賀信表示支持。

　　注釋：此部分根據季羨林先生臨終前的多次口述綜合整理而成。

　　文中小標題由本報所加。

　　季羨林/口述 蔡德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