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電報并未明確反對與張學良的聯合，所以，西北大聯合計劃仍在積極進行之中。同時，張學良與已經進入甘南的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相配合，開始共同為實現打通蘇聯的戰略計劃展開軍事行動。但就在此最關鍵的時候，情況突然發生了重要變化。共產國際于8月15日又發來一封電報。這封電報直接批評中共中央支持國內軍閥的反蔣行動，強調不能信任張學良。特別說明：“你們關于一切愿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鉆進黨內的決定(指瓦窯堡會議決議)，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電報主張：“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失敗之后，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 ”

　　由于共產國際執委會永久設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制定的各項政策都是受蘇聯操縱的。所以可以說，在很多問題上，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政策和態度是基本一致的。

　　張學良的滿腔熱情被蘇聯和共產國際潑了一盆冷水。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這種態度，不可避免地使中共與張學良之間的統戰關系，特別是西北大聯合的設想，陷于流產。

　　西安事變蘇聯大罵張學良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有一個思維定勢，即蘇聯會支持自己的兵諫行為，而且張學良判斷蘇聯一定會對他的行動大加贊賞。這種判斷的依據主要來自于他對蘇聯政治觀點、國際處境、與中共的關系、與日本關系的分析和估計。他認為，蘇聯是主張抗日的，抗日是蘇聯的國策，西安事變的核心主張是抗日，這和蘇聯的觀點是一致的，與蘇聯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相一致；蘇聯是世界各國共產黨公認的領導和后盾，中國共產黨是蘇聯的同志加兄弟，扣住了追殺他“兄弟”的元兇，蘇聯沒有理由不贊同。張學良以此判斷，蘇聯對他發動的以抗日、聯共為主要目的的西安事變，一定是站在同情和支持的立場上。

　　然而，事實正好與張學良的判斷大相徑庭。蘇聯在西安事變之初就明確表態，否定西安事變具有任何積極意義。12月14日，代表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真理報》、《消息報》同時發表社論和評論，將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說成是對革命的“叛變”；是盜用抗日的名義進行的政治“投機”；抨擊張學良是受親日派汪精衛挑動，才起來“反對中央政府”；是“利用抗日運動以營私，名義上舉起抗日旗幟，實際上是制造國家分裂，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 ”“張學良軍隊起義的目的，毫無疑問在于中國親日派的陰謀，這個陰謀就是利用事件以便輕易地使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中國。 ”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發出這樣的社論，連當時南京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都覺得過火了。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也發表文章斥責張學良為“叛徒”、“強盜”，“張學良部隊叛變無疑是中國親日分子的一個陰謀，因為他們正在千方百計地為日本帝國主義奴化中國效勞。 ”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第一條就是:“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并鼓勵日本的侵略。 ”

　　12月16日，蘇聯駐華臨時代辦斯皮利瓦涅克就西安事變向南京政府正式聲明:其一，蘇聯政府獲悉西安事變消息后立即明確表態，斥責張學良的行動，因為這種行動在客觀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圖瓜分和奴役中國的中華民族的敵人；其二，蘇聯政府不論過去和現在都同西安事變沒有任何關系，而且自從日軍占領東三省后與張學良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間接往來。

　　莫斯科的種種聲音傳到西安，無疑是給被包圍在譴責聲中、給只剩下蘇聯這一線希望的張學良當頭一棒。張學良原以為發動兵諫是為了聯共抗日，捉蔣一舉可盡釋中東路事件之前嫌，取得蘇聯的諒解，以遂多年聯蘇之夙愿。怎么也沒有想到蘇聯會這樣對待他，罵他是漢奸，和汪精衛并列，是分裂祖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是幫日本滅亡中國，這是張學良萬萬不能理解的。

　　面對種種斥責和謾罵，張學良傷心、氣惱、不解。他問中共中央派到西安的聯絡員劉鼎：“蘇聯廣播為什么罵我受日本人指使？ ”劉答：“可能他們還不了解情況。 ”以后連續幾天，蘇聯的廣播仍然是這個論調，持續抨擊西安事變。16日，蘇聯電臺正在廣播，張學良對劉鼎說：“你聽見了么？ ”表情十分憤懣。蘇聯的抨擊使張學良對中共也產生了懷疑。一次，張學良拿著有關蘇聯評論事變的新聞記錄下樓，自言自語，說：“我待他們那么好，他們卻這樣待我。 ”

　　張學良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而發動西安事變，擁蔣抗日，在戰略和政策上均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一致，但共產國際與蘇聯政府自始至終都沒有支持和同情張學良，無論是公開還是內部，無論當時還是以后。

　　對此，很多人包括張學良本人都十分不理解。但有些人卻看得很明白，蘇聯對張學良的仇視是非理性的，對張學良的態度還是“從過去的回憶和感情出發”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東路事件。

　　程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