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拒絕張學良訪蘇

　　中東路事件一個更為嚴重的后果是張學良與蘇聯的交惡。本來，東北與蘇聯就是“往日有冤，近日有仇”，宿怨已久。早在1927年4月，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就曾武裝搜查北京蘇聯大使館，開創了民國史上搜查外國使館、逮捕外交人員的先例。同時公布蘇聯秘密外交文件，殺害了中共重要領導人李大釗，這使得蘇聯對張作霖留有極惡劣的印象。而張學良又步其父后塵，輕率地派兵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繼而試圖以武力收回中東路，引發了中東路戰爭，此舉自然更加深深得罪了蘇聯人。

　　蘇聯認為中東路事件是張學良挑起的反蘇反共活動的前奏，并有日本帝國主義做后盾。這種認識一直影響著蘇聯對張學良的看法，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對待張學良的態度上，蘇聯不斷翻出中東路事件這筆舊賬。

　　1933年4月，背負“不抵抗將軍”罵名的張學良在痛苦和彷徨中下野出洋游歷歐洲，尋求救國道路。1933年7月，張學良在巴黎意外地遇見了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這又使他產生去蘇聯考察的愿望。張學良喊了多年的反蘇、反赤，實際上對共產黨一無所知，也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實地考察一下蘇聯。正如他在1990年回憶所說：“我也想到俄國去看看。看看共產黨在俄國干了些什么，當然，我對共產黨是一無所知，但我想看看那個國家的政治怎么樣了。 ”

　　張學良有意親自訪問莫斯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希望與蘇聯政府接觸，在東北抗日問題上達成諒解。因為馬占山等在抗戰失利后曾退入蘇聯，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并于 1933年由莫斯科轉道歐洲返回中國。5月8日，張學良曾電邀馬占山、蘇炳文、李杜三人在羅馬會晤。相聚時，張學良與馬占山等人就今后東北抗日問題交換了意見，一致認為要在東北繼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必須設法先取得蘇聯的同情和支持，不然會造成極大的困難。

　　為出訪蘇聯，張學良先是通過他的好友、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與蘇聯駐法大使聯系，表達要去蘇聯訪問的愿望，申請辦理赴蘇考察手續。同時，張學良還通過馬占山等私下與蘇聯有關方面進行交涉。然而，滿心期待的張學良等來的卻是蘇聯拒絕他訪蘇的消息。蘇聯當局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顧慮：目前日本關東軍已經強占了東北三省，中日戰爭處于一觸即發之勢。蘇聯擔心如果他們邀請前東北的統治者去訪問，將在遠東國際關系中造成不良影響，從而引來蘇日之間的外交糾葛。

　　其實還有兩個深層原因，蘇聯無法明說。一個就是，當年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已讓蘇聯人認定張學良是一個反蘇人物；第二個原因是，斯大林對張學良丟失東北很是不滿，認定其為“不抵抗將軍”。張學良在蘇聯政府和斯大林的心中，已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

　　“西北大聯合”讓蘇聯生生拆散

　　1935年，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司令”，將他推向與紅軍作戰的最前線。在與紅軍交戰連連受挫的情況下，張學良開始從擁蔣“剿共”抗日的迷夢中清醒過來。他決心退出內戰，與共產黨聯絡，并逐步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1936年上半年，張學良與中共進行了著名的洛川會談和延安會談，基本上完成了對“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叛，完成了由隨蔣“剿共”到容共聯共抗日的重大思想轉變。逐步就紅軍與東北軍合作、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與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的西北大聯合計劃進行了具體的討論。

　　此后，張學良開始積極付諸行動：創辦王曲軍官訓練團，組建東北學兵隊，組織東北民眾救亡會，成立抗日同志會，自己出錢辦《西京民報》等等。甚至在1936年6月，張學良還向中共聯絡員劉鼎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希望，以共謀義舉。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數中共領導人都傾向于接受張學良的要求，但此事關系重大，中共決定上報共產國際征求意見。

　　7月中旬，中共收到了共產國際的回電，電報含蓄地否定了中共中央關于準備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并稱:“對張學良必須格外小心，因為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張學良很可能會背叛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