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機會

　　1978年9月，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復刊。在圓滿解決因報道天安門事件而引起的復刊風波后，深受鼓舞的我們還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愿望，就是要宣傳報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特別是被打成“中國頭號走資派”、被扣上一大堆“莫須有”罪名的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的悲慘遭遇，把歷史的真相告訴全國人民和廣大青年。

　　1979年1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春節聯歡會上，當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再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時，人們懷著對少奇同志無比深切的懷念和崇敬，紛紛涌上前去和她緊緊握手和熱烈擁抱，許多人失聲痛哭。但要公開報道少奇同志，還很困難。不久，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重新修正過的“中國共產黨黨史陳列(民主革命時期)”。我們抓住這個機會，采用“參觀巡禮”的報道形式，全面系統又簡明扼要地報道各個時期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民主黨派領袖人物的豐功偉績，列出他們的名字、刊登他們的照片，將林彪和“四人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回來，祭奠那些遭受過誣陷和迫害的不朽英靈。我用的題目是周總理的一句名言“只有忠實于事實，才能忠實于真理”，特意突出黨的七大上少奇同志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的照片。這是“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被打倒以來在報刊上第一次公開刊登少奇同志的照片。沒想到，這篇報道在《中國青年》1979年第11期發表后，《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時，我們終于打聽到王光美的住址和電話。文藝部宋文郁主任非常高興，要我馬上打電話聯系，爭取盡快登門拜訪。我撥通電話，正好是王光美接的，我便自報家門，代表雜志社同仁表示深切問候。我說，少奇同志生前一直非常關懷和支持我們《中國青年》，1959年我們還連續刊登過少奇同志秘書的長篇回憶錄《跟隨少奇同志回延安》。王光美說：“我還有這個印象，你們找我有事嗎？”我說：“我們一直很想拜訪您，約請您為我們寫寫少奇同志……”我的話還沒說完，王光美就明白了，立即說：“實在對不起，我現在確實很忙，工人日報社、人民日報社，還有新華社都找我，有的要寫少奇同志在安源，有的要寫少奇同志在延安和新四軍的情況……”我知道這是在婉拒我們，便立即說：“這些我們都不寫，只想專門寫少奇同志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讓全國人民知道歷史真相。”王光美“啊”了一聲，我又重復了一遍。她停了會兒問：“你們敢嗎？”我說：“當然敢！這是我們編輯部的共同愿望和決心，我們領導想親自登門拜訪您，當面聽取您的意見，希望您在百忙中見我們一面。”王光美停了停爽快地答應：“那好，你們來吧。”

　　1979年底的一個上午，宋文郁、陳漢濤和我從三里屯雜志社騎車，直奔木樨地王光美家，王光美熱情接待了我們。我們過去雖然沒有親眼見過王光美，也無法想象這十多年噩夢般歲月她是怎么熬過來的，但從她慈祥的笑容和兩鬢飄逸的一縷白發，可以看出她堅韌不屈的樂觀主義精神，令我們特別感動。

　　宋文郁首先說明來意，從回憶1959年由少奇同志的秘書呂振羽和江明口述，他參加記錄整理(筆名聞君)的長篇回憶錄《跟隨少奇同志回延安》，在《中國青年》上連載，引起強烈反響談起，表明這次登門拜訪，就是想請光美同志寫寫回憶少奇同志的文章。王光美表示，她的身份不宜寫回憶文章，目前也沒有這種心境。我們表示理解，提出請她的子女寫回憶父親的文章，或者接受我們的采訪也行。王光美還是有些猶豫：“孩子們都還年輕……”我們馬上解釋，《中國青年》本來就是青年人的刊物，由子女們來回憶最好。王光美又問：“你們想請他們談什么呢？”宋文郁明確表示，專門談“文化大革命”這一段，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和青年。王光美看著我們，很慎重地問：“你們敢寫，刊物能登嗎？！”我們表示既敢寫也能登。我拿出準備好的《中國青年》復刊第一期刊物送給她看，宋文郁則特意介紹了我們三人寫的“天安門事件”英雄和刊登“天安門詩抄”引起的風波，以表明我們旗幟鮮明的態度和堅定的決心。王光美一邊聽，一邊翻看刊物，沉吟了一會兒說：“這樣吧，我愿意把你們的意見轉達給孩子們，贊同你們和他們當面談，至于孩子們愿不愿寫回憶文章，愿不愿意接受你們的采訪，那要由他們來決定。好不好？”我們聽了非常欣喜，懇請王光美務必把孩子們都約齊，盡快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