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蔣反共 刺鮑流產

　　原來，自從北伐以來，蔣介石羽翼逐漸豐滿，其反共的真面目逐漸顯露出來。1926年11月，蔣介石向外國記者發表談話，已經不在聲言“打倒帝國主義”，而是希望“友邦”諒解革命運動。1927年初，蔣派人搗毀了贛州總工會，殺害贛州總工會會長共產黨員陳贊賢。3月，左派和共產黨占主導的南昌市黨部、安徽省黨部及九江等地的工會、農會，不少被蔣派人解散或搗毀。蔣同時積極爭取江浙財團和英美等國的支持，準備進行“清黨”行動。

　　曾琦從這些跡象發現了蔣介石的變化。在孫傳芳必倒無疑的情況下，遂決定不再依附孫傳芳反共，而是要“刺鮑聯蔣”，與蔣聯合，共同反共。曾琦向段震寰仔細分析：“形勢已經有了重大變化，孫傳芳的政權已是難于保持，蔣介石必將打進南京。許多跡象表明，蔣介石打進南京后，可能和共產黨走向分裂，他將運用軍事力量反共。我們要刺蔣，是為了反共。現在聯蔣將更有利于反共。聯蔣反共比聯孫反共的力量大得多。”因此，曾琦得出結論：現在的反共重心已不在“去蔣”，而是應該“聯蔣”。

　　鮑羅廷是第三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駐廣州革命政府代表，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廣東國民政府高等顧問，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均能施加重大影響。在曾琦等人看來，鮑羅廷是蘇俄“赤化”中國的總代表，是對中國人頤指氣使的“太上皇”。因此，“刺蔣”計劃改變后，曾琦自然而然地把刺殺目標鎖定在鮑羅廷。另外，曾琦等人“刺鮑”還另有深意。他們想通過“刺鮑”行為來表明青年黨與蔣介石利害相關，消除蔣對青年黨人的疑忌。青年黨當時沒有軍事力量，如“刺鮑”成功，可以讓蔣知道青年黨雖沒有軍事力量，卻有發達的組織和較強的組織能力，使蔣介石不至于小覷青年黨。這樣的話，蔣介石才愿意與青年黨平等聯合，最終實現“聯蔣反共”的目的。

　　曾琦對“刺鮑”計劃頗為重視，認為這將是震驚世界的大事。他鼓勵段震寰親自去行刺：“本來我是不同意你親自去行刺的，因為這犧牲自己的可能性太大，犯不著。現在要刺鮑羅廷，我倒是同意你自己動手。因為這將是震動世界的大事情，將在全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大大推進我們的反共事業，對黨和國家將是一個莫大的貢獻。”段震寰當時是一個深受國家主義影響的狂熱青年，認為這將是名昭史冊的的“壯烈之舉”，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故欣然接受任務。

　　接受任務后，段震寰便叫劉著良幫其物色助手，自己則前往武漢查看情勢。當時鮑羅廷已經隨廣東國民政府遷至武漢。武漢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大本營，針對蔣介石當時的一些反革命言行，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對蔣的權力進行限制，同時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蔣群眾運動。武漢軍隊也調動頻繁，機關戒備森嚴。段震寰對當時武漢國民政府的主要機關進行了仔細觀察，選擇刺殺地點。幾番權衡之后，段震寰決定一個人單獨行動。段認為只要在主要機關門口看準有俄國人乘坐的的汽車，伺機向其扔出炸彈，便可一舉成功。如果不成功，也可像清末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一樣“震驚世界”，名垂青史。

　　1927年3月下旬，段震寰裝扮成商人模樣，把一枚炸彈藏在熱水瓶膽下，便從南京出發去漢口“刺鮑”。行前，段向劉著良話別：“我不能把好消息帶給你，但希望你能從報上看到我的好消息。”其情頗為“壯懷激烈”，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

　　段震寰雖然氣沖牛斗，滿腦子“名昭史冊”的想法，卻經不住酒色的誘惑，沾染了縱酒宿娼的毛病。段覺得自己行刺后命不可保，生命已不久長，所以更加縱情享樂，一路上喝酒縱欲，結果還沒到武漢就染上性病病倒了。后來好不容易到了漢口，又因無相識的中醫，只好由旅店代為延請中醫診治，因而耽誤了時間，在旅店一治就是近兩個月，直到6月初，才能緩步街頭。

　　在這段時間里，蔣介石、李濟深、白崇禧等已經在上海、廣東、廣西等地“厲行清黨”，一時間腥風血雨，各地處于恐怖狀態，鮑羅廷也被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與此同時，兩湖地區的形勢也逐漸復雜。5月13日，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鄂南通電反共。21日，許克祥在湖南發動“馬日事變”，搗毀了湖南省總工會和總農會等機關，捕殺共產黨員和群眾運動領袖。汪精衛也開始右轉，秘密在武漢醞釀“分共”。汪精衛于6月1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解除了聘任鮑羅廷為顧問的合同，6月17日又電令鮑羅廷離開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到武漢避難的土豪劣紳紛紛返鄉，外僑和俄國人則紛紛回國。

　　段震寰看到這些景象，知道蘇聯顧問必已離開武漢，連呼“負負”，對自己的“貽誤時機”悔恨不已。想想自己躊躇滿志地由南京出發，許下豪言壯語，結果卻一事無成，有何臉面再回去見曾琦？想到這，段震寰干脆離開漢口，回湖南華容老家去了。此后，“刺鮑”計劃再也沒有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