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青年黨的主要領導人均來自四川、湖南、廣東，故這幾個省區的組織尤為發達。四川更是青年黨的根據地，國民黨對四川青年黨組織進行調查后，也不得不承認“其組織之龐大，黨員之眾多，與地方勢力之雄厚，皆為不可否認之事實”。青年黨有黨、團、社三級組織。入黨者須先入團，入團者須先入社。團、社組織也相當發達，比如“社”，就有國魂社、獅聲社、惕社、自強社、華聲社、光國社、起舞社、國光社、新民學社、浙江青年社、愛國青年社、國鐸社、孤軍社、獨立青年社、華魂社、江聲社等二三十個團體。

　　青年黨的具體黨員人數，據曾任青年黨內務部長的一個青年黨員回憶，1930時約有黨員1萬人。到抗戰時期，黨員仍有增加。1939年張君勱、曾琦致函蔣介石，稱：“以目前實況論，青年、國社兩黨人數，除留居川省者外，其散居國內外者，尚不下數萬余人。”抗戰勝利后，青年黨迅猛發展，青年黨人自稱有黨員30萬。據1947年國民黨中央聯秘處的調查結果顯示，湖南省青年黨員數有2萬余人，團員1萬余人，但湖南的黨務之發展在全國只占第五位。關于上海的情況是“青年黨近在滬積極吸收黨員……預期在本年上半年度在滬吸收4萬新黨員，而在整個東南地區則可有十萬人參加。”由此推斷，青年黨人自稱有30萬之眾并不為過。考慮到青年黨還有數目龐大的各級團員、社員等準黨組織，則其影響和數目更非今人所能想到。如此說來，其“第三大黨”的地位確實名至實歸。

　　曾琦，字慕韓(因慕宋朝宰相韓琦之為人，故名)，別號愚公，黨號移山。1892年9月25日生于四川省隆昌縣。曾琦早年曾在廣西、四川等地求學，后又先后留學日本、法國，接受了18世紀、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中費希特、李斯特等人的國家主義思想。1923年12月，曾琦與李璜、張夢九等在巴黎發起成立中國青年黨，回國后創辦《醒獅》周報，自任總編輯，同時在上海大夏大學、法政學校、同濟大學等校任教。在此其間，曾琦積極宣揚國家主義，發展青年黨組織，進行反共活動。九一八事變后，曾組織力量在東北及長城沿線進行抗日活動。后與蔣介石合作，參加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參與民主憲政運動。抗戰勝利后參加國民黨包辦的國大，加入政府，先后任國民政府委員和總統府資政。1951年卒于美國。曾琦是中國青年黨黨魁，曾長期擔任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主席)，他與左舜生、李璜一道，成為青年黨的三巨頭。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們最初卻是與李大釗、惲代英、鄧中夏、張聞天、田漢等共產黨人關系密切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友。曾琦曾與李大釗、王光祈等一起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這些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為了拯救這個內憂外患、多災多難的國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曾經有過良好的關系。在《少年中國》雜志和青年黨有關史料中，屢屢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與張聞天、田漢的往來書信。但不幸的是，他們后來卻因為嚴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揚鑣，最終走上迥然相異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見的境地。李大釗、惲代英、鄧中夏等人成為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員，而曾琦等青年黨人則成為最早的反共先鋒。

　　俄國十月革命后，李大釗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李大釗的宣傳影響下，鄧中夏、惲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也逐漸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并進而組建了黨組織。在李大釗、惲代英等人看來，除了“走俄國的路”，中國別無選擇。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階級斗爭”、“唯物史觀”、“世界革命”、“共產主義”均是謬誤、不合國情的。曾琦等對中共與“第三國際”和蘇聯的關系尤為不放心。共產黨人認為蘇聯是中國人的朋友，應該在蘇聯的幫助下去反帝反封。而曾琦等人卻堅持認為蘇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性質是一樣的，是“赤色帝國主義”。蘇聯承諾歸還沙俄時代所攫取的利權是“口惠而實不至”；相反，卻進一步覬覦、侵占中國的蒙古，擴大他們在東北的勢力。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并不是中國的政黨，而是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是蘇俄侵略中國的一種工具，并攻擊中國共產黨是“蘇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國賊”。

　　由于認識上的嚴重分歧，雙方經常發生激烈的辯論和爭斗。共產黨人堅信“唯物史觀”，他們則提“物心并重”；共產黨主張“階級斗爭”、“階級革命”，他們則主張“全民革命”；共產黨提出“階級專政”，他們則提“全民政治”；共產黨提出“工人無祖國”、“世界革命”，曾琦等則高唱“國家主義”，主張國家至上。后來，曾琦、李璜等組織中國青年黨，以《醒獅》周報為舞臺，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口號，充當反蘇反共先鋒，向共產黨發動猛烈的進攻。中共也不甘示弱，以《中國青年》為陣地，給予反擊。雙方口誅筆伐，打斗、暗殺事件也時有發生，曾琦后來甚至公然稱：“有共產黨即無愛國派，有愛國派即無共產黨，所謂‘漢賊不兩立’，‘邪正不相容’，事理昭然，無可為諱。”共產黨和青年黨的矛盾已發展至你死我活的白熱化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