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對宋慶齡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擬暫緩長途旅行。周恩來據此提出，“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而孫(夫人)希望到蘇聯養病，當于新政協后進行交涉，估計必能辦到，病治好后，亦可至東歐新民主國家參觀”。

　　經過鄧穎超和廖夢醒的多次勸說，當6月30日鄧穎超向宋慶齡出示毛、周親筆邀請函時，宋慶齡終于答應北上赴平(鄧穎超1949年7月5日致中央電)。在鄧穎超將7月1日中央來電告訴宋慶齡后，得知能坐頭等臥車，宋慶齡非常愉快。盡管鄧穎超叮囑宋慶齡要保密，但是宋慶齡還是忍不住悄悄告訴了即將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為我無法在北平呆上幾個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時趕到那里參加會議就行。但是，此事要絕對保密，因為他們不想挨炸彈(保密)，因此我建議你在8月份請假一個月，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乘坐豪華的特快列車南下了”(宋慶齡1949年7月初致王安娜函)。

　　住處“在北平為稀有者”

　　7月5日，鄧穎超致電中央匯報宋慶齡已同意在7月10日后動身，“但只擬在北平住半月到一個月即返滬”。電報發出后，鄧穎超在與宋慶齡談話中又得知“她須在八月六日前趕回上海為其姨母祝壽”，考慮到新政協極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開，于是經與宋慶齡商量，鄧穎超決定將行期推遲到8月6日以后，并立即于7月6日再發電報匯報中央。

　　7月9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給鄧穎超發出了第二封電報，告訴鄧“新政協八月半后方能開”，要求鄧與宋商量，請宋先來平，“八月初南返”，8月中再由回滬一行的史良陪伴“北來”，參加會議，若宋不同意則照原定計劃將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穎超在滬如能養病，可留候夫人同來。”

　　新政協的具體召開日期是宋慶齡最關心的問題，因為她“無法在北平呆上幾個月”，“只要能及時趕到那里參加會議就行”。

　　8月3日，鄧穎超在還未收到周恩來當日致電告知“新政協會期在九月上旬”的情況下，向宋慶齡坦陳：“新政治協商會議可能推遲到二十日以后。”宋告以8月底有事，“必須趕回上海”。鄧穎超隨即直接致電周恩來告之，并分析說：“我觀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說過，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為孫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8月6日，周恩來回電鄧穎超，再次告之“新政協須九月上旬始能開會”，并建議“孫夫人以遲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前來平為好”。他同樣認為“孫(夫人)說8月底有事，恐系推辭”，要求鄧穎超和已回滬的史良一起“分別推動”；并要鄧去見蘇聯領事孫平和與宋關系較近的塔斯社駐中國記者羅果夫，讓他們“從旁推動”，邀請宋慶齡“在平參加中蘇友好協會”，“屆時將有蘇聯對外文協訪華團代表參加”。

　　在確認宋慶齡承諾來平后，宋慶齡在平居住的問題必須解決。8月3日，周恩來致電鄧穎超告之：“房子已準備好，我方去看過，較重慶、上海我常去的兩個地方都大，樓房，有上下兩層，在北平為稀有者。一切內部陳設責成阿曾、羅淑(叔)章負責指導。”

　　周恩來所說的房子位于東單方巾巷44號，后因北京建新火車站而于1959年拆除。據曾經去過那里的廖夢醒女兒李湄描述：“那是一棟外國人建造的兩層花園洋房，小巧玲瓏，在北京很少見這樣的洋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