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中所說的“孫寓所及孫中山故屋發生幾次誤會”的確是令中共中央十分尷尬的事。上海剛解放，進駐上海的下級軍官就冒犯了宋慶齡。

　　1949年5月27日，住在林森中路1803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宋慶齡故居)的宋慶齡迎來了上海全市解放。對上海解放宋慶齡是滿懷喜悅的，在25日解放軍先遣部隊進入上海后，宋慶齡曾興奮地向長期協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謝上蒼，我們現在總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是，不久就發生了意外。據華東局事后于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匯報，以及宋慶齡本人和時在解放軍三野二十軍軍政治部工作的姜宿回憶，那天，六○師一七八團一個營進駐淮海中路。連長指定武康大樓對面一所寬敞房子，要排長帶一排人去宿營。誰也不知道這是宋慶齡公館。當敲門要進去時，遭到了門房的拒絕。門房沒有說明緣由，只是籠統地說“這里不能住”。雙方爭執相持不下時，宋慶齡親自下樓來，當著戰士們的面說：“我是宋慶齡。這里是我的公館，你們部隊不能住。要住，請陳司令打電話給我。”

　　陳毅知道這件事后，非常生氣，批評了師、團干部。他親自打電話向宋慶齡表示歉意，隨即又與潘漢年一起親赴宋慶齡寓所，除當面致歉外，還向宋慶齡征詢了接管和建設上海的意見。5月31日，在陳毅、史良，以及長期在滬從事情報工作的吳克堅的陪同下，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和第二書記饒漱石，親自登門拜訪道歉，并派衛兵在宋慶齡住宅警衛。

　　孫中山故居所發生的“誤會”一度鮮為人知，可能因為這次誤會只是一件小事，不是針對寓所本身而發生的。

　　據周恩來7月1日致鄧穎超的電報，史良告訴他孫中山故居中的一個老仆人曾被拘留，但她不知道詳細經過。史良是1949年6月初離開上海去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所以事情應該是在她臨走前才發生的。但不管怎樣，被拘留者是孫中山故居的老仆人，周恩來恐怕會引起宋慶齡的不滿。

　　他指示鄧穎超：“如尚未釋放，望市委速開釋，并查明理由。如系錯在我方，應正式向其認錯道歉，并對老仆人的損失予以賠償。如系錯在彼方，而錯并不大，應予以釋放，勿使孫夫人為此介懷。”就鄧穎超7月5日致中央電來看，這只是一件小事，老仆人當日就釋放了，“所發生誤會已向宋慶齡解釋”。

　　其時，對于孫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決“孫寓所誤會”的同時就表示了高度重視，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舊居，以資紀念”。8月中旬，上海軍管會及市人民政府在征得宋慶齡同意后，撥出巨款對故居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大修。

　　“囑上海鐵路備頭等臥車”

　　在7月1日的電報中，周恩來又細致地關照鄧穎超：長途旅行，宋慶齡病體難支，“可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后再換臥車，由浦口直開北平，并附餐車，大約三天可達(淮河鐵橋已直通)”。

　　宋慶齡患有嚴重的蕁麻癥，這是宋家的家族遺傳病，她每遇過度緊張或過度勞累，此病便會劇烈發作。1949年上半年，宋慶齡幾乎是在病痛中度過的，先是重感冒，繼而是劇烈的神經痛、高血壓。大夫令她臥床休息并放棄所有的工作和活動，當她病得只能抱著熱水袋呆在床上時，由于“那些處于絕望掙扎中的人，在逃脫即將來臨的局面之前”，仍在對她施加“巨大的壓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會見一些不得不見的人(宋慶齡1949年1月下旬致王安娜函、2月7日致耿麗淑函、2月24日致阿莉函)。形勢最為緊張時，正值春季，恰是皮膚病高發季節，正患腸胃病的宋慶齡蕁麻癥大發。在給王安娜的信中，她無奈地說：“在過去兩個星期中，焦慮和麻煩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纏住我不放。我已經不再年輕了，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輕易地把那些影響立即消除……”(宋慶齡1949年5月26日致王安娜函)巨大的精神壓力使宋慶齡急欲放松自己，所以她還未等鄧穎超開口，就向鄧提出“希望能到蘇聯療病，并在國外工作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