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共同保護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5年，韓國江陵端午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由于它與中國端午節的歷史文化淵源,導致中韓兩國學術界和民間輿論一度在這一問題上出現激烈爭議。

　　本月7日至8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與韓國韓中文化藝術FORUM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韓文化藝術界高層學術論壇在韓國首爾舉行，出席該論壇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副主任田青，在發言中就當年的江陵端午祭申報事件給予正面回應，其文客觀平正，顯示了一個中國學者和非遺工作管理者的求實精神與開闊胸懷。

　　從沖突到攜手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標識，內含著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識，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生命的DNA。它不僅展現出世界各國人民無限豐富的創造力，而且體現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世界的文化生態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蘊涵民族精神家園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猛烈的沖擊，有的正面臨著消亡，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就顯得極為重要和迫切。

　　- 早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就開始著力于傳統民族、民間文化的搜集和整理。韓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有非常可貴的可資借鑒的經驗。

　　韓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開展較早，而且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就開始著力于傳統民族、民間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并于1962年制定了《韓國文化財保護法》。半個世紀以來，韓國已經陸續公布了100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并根據其價值大小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不同等級，由國、省、市及所在地區分別籌資資助。此外，韓國政府還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傳承人制度，對于最頂層被授予“保有者”稱號的最杰出的文化遺產傳承人，國家給予他們用于公演、展示會等各種活動以及用于研究、擴展技能、藝能的全部經費，同時政府還提供每人每月100萬韓元的生活補助并提供一系列醫療保障制度，以保證他們衣食無憂。

　　韓國的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對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而言是非常可貴的可資借鑒的經驗。近年來，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200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國政府和各級社會組織積極開展了一系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和宣傳活動。中國的昆曲藝術、古琴藝術、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和蒙古族長調民歌等四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先后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中國還建立起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保護體系，目前已公布了兩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共1175項，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與評審工作馬上就要啟動。入選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由中央財政撥款予以保護，省、市、縣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則由各省、市、縣自己籌措資金進行保護。同時，中國還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制度，已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777名，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有一定的經濟補助。自2006年起，由文化部門倡導，在北京及全國各地舉辦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演出、展覽、民俗節慶及學術研討會等活動，通過各種傳媒向全國民眾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及保護意義。中國政府還規定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文化遺產日”，在此期間，全國各地都舉辦各種有關活動。中國所采取的政府、專家學者及普通大眾三者聯動的保護機制，有效地促進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在全國上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潮。

　　- 韓國的“江陵端午祭”有著一套完整的、與中國的端午節既有關聯性又有差異性的民俗活動。

　　2005 年11月, 由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Gangneung Danoje Festival)”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我們為此感到高興。

　　但是，由于一些媒體的誤導，在中韓兩國民間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聲音。端午節是中國古老而重要的節日，在中國起源并傳承至今，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的節日文化和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韓國的“江陵端午祭”卻有著一套完整的、與中國的端午節既有關聯性又有差異性的民俗活動。中國的端午節主要紀念的是偉大詩人屈原并在全國各地存在著十分豐富多樣的內容和形式，同樣存在著普遍性與地方特異性并存的現象；韓國的“江陵端午祭”是從釀制神酒開始，主要內容包括在大關嶺舉行的薩滿祭祀、祭拜山神以及大關嶺國師城隍和女城隍等一系列祭祀儀式。中國的端午節民俗活動有吃粽子，賽龍舟，掛菖蒲、艾葉，薰蒼術、白芷，喝雄黃酒，兒童戴荷包、五毒兜兜等，意在驅毒辟邪；韓國的“江陵端午祭”民俗活動包括官奴假面戲、農樂競賽、鶴山奧道戴歌謠、拔河、摔跤、蕩秋千、漢詩創作比賽、射箭、投壺等，多為民眾娛樂活動。

　　- 歷史上，以儒家思想與漢字系統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是韓國的官方文化。

　　的確，中韓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千余年的友好交往歷史，兩個國家在政治制度、法律、哲學、宗教、教育、文學、語言、藝術、科學技術、禮儀風俗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融合都非常廣泛和深刻，以致在某些方面已密不可分。應該指出，文化的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孔子曾經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韓愈說過：“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歷史上，以儒家思想與漢字系統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是韓國的官方文化，許多韓國的大學者都精通漢文化，曾經用漢字精確表達他們卓越的思想和偉大創造。以崔致遠(公元857～？)為代表的新羅詩人曾與唐代的偉大詩人一起創造了唐詩的輝煌，他12歲入唐，18歲中進士，其詩作被收入《全唐詩》，其《討黃檄文》被傳誦一時，傳記被列入《新唐書·藝文志》。韓國高麗朝著名的大詩人李奎報(公元1168-1241)，著有《東國李相國集》53卷,其中收錄2000多首漢詩，曾經被時人尊為“高麗李太白”，但他卻把李杜視為“日月”，在他的許多詩作中表達了他對李白由衷的崇敬①。他在其《問造物》、《理屋說》等文中表達的哲學思想，深受中國儒道思想的影響。

　　- 在中國佛教徒的心目中，四大菩薩之一的地藏王菩薩，就是新羅國太子金喬覺。

　　在中國佛教徒的心目中，四大菩薩之一的地藏王菩薩，就是新羅國太子金喬覺(公元696—794)。唐開元七年(719)，金喬覺來到中國留學并接觸佛教，后在安徽九華山上苦修了75年，終成正果，于唐貞元十年(794)農歷閏七月三十日夜跏趺圓寂，三年后開函時，“顏色如生，兜羅手軟，骨節有聲如撼金鎖”。佛教徒根據《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等相關記載認定他即地藏菩薩示現，尊其為“金地藏”，被視為地藏菩薩應世化身，在中國佛教徒心中有無限崇高的地位。因為金喬覺，九華山遂成為地藏菩薩的道場，與峨嵋山、五臺山、普陀山并稱為中國佛教“四大圣地”、“四大名山”。更為重要的是，地藏菩薩“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偉大思想已超越了民族、國家、宗教，成為人類思想的至高境界。一個出身韓國王族的僧人在中國成佛的宗教記載與逾千年的人類口頭史，足以印證中韓兩國文化水乳交融的特殊關系。

　　還以佛教文化為例，于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入唐，承和十四年(公元847)回國的日本天臺宗三祖圓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曾記載他在中國山東所見“赤山院講經儀式”中的新羅僧人既有“音曲一依新羅，不似唐音”的“韓風”唱頌，也有“一據唐風”所唱的中國梵唄“云何于此經”②，說明當時在中國的新羅僧人們，不但掌握和使用已經華化的中國梵唄，也同時使用著韓國風格的梵唄。

　　- 明清之際，韓國文化人將延續“漢家衣冠”、保存漢文化視為己任，成為漢文化在東亞的優秀繼承者。

　　在儒家文化的漫長發展過程中，更存在著“文化圈”或“文化漣漪”的文化輻射現象。對儒家文化的尊崇是韓國長期存在的歷史文化現象。不但首爾在歷史上曾長期被稱為“漢城”，而且古漢城的四門即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為名，東為興仁門,西為敦義門,南為崇禮門,北為弘智,中有普信閣,充分體現了正統的儒家思想，整個城廓亦呈現出完整的八卦形。而在唐代的長安和一些沿海城市曾普遍設立的“新羅坊”、“新羅館”，也成為展示和弘揚朝鮮半島文化與習俗的窗口。孔子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的情況也曾時有發生。明清之際，在中國發生民族文化大動蕩、大交流的時刻，韓國文化人認為“華夏文物，蕩然掃地”，慨然以“小中華”自居，將延續“漢家衣冠”、保存漢文化視為己任，在被迫“剪發蓄辮”的中原大地東面，朝鮮半島堅守著儒家禮儀和有明一代的文化，成為漢文化在東亞的優秀繼承者。

　　- 韓國成功申報的宮廷宗廟祭禮樂中，較完整地保留了來自儒家的中國古代禮儀文化的精神和風范。而在中國，這樣的皇家祭祖儀典卻已中斷。

　　在韓國成功申報的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宮廷宗廟祭禮樂(Royal Ancestral Rite and Ritual Music in Jongmyo)”中，較完整地保留了來自儒家的中國古代禮儀文化的精神和風范，不但是儒家慎終追遠、敬祖孝宗思想的體現，更是“八佾舞于庭”禮樂形式的延續和傳承。而在中國，這樣的皇家祭祖儀典卻已中斷。就像李奎報對以李白為代表的中國詩人心存感激一樣，中國的文化人對此亦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