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火、毆人與“烈士”

　　曹汝霖倉促間躲進一個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記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導下躲進地下鍋爐房。混亂中，學生沒有發現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間，直到警察總監吳炳湘趕到，抓了學生，曹才從里面出來。

　　其間，北京高師學生匡互生取出隨身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匡的這一舉動被北大學生段錫朋發現，段阻止匡說：“我負不了責任！”段是北大的學生領袖，而北大又是學運中堅，因此，段和游行總指揮傅斯年一樣，自認為是要對此次活動負責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當時，除了段錫朋以外，還有一些同學，特別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認為放火毆人是超出理性的行為，對此頗有非議。

　　章宗祥等在鍋爐房聽到上面放火，即跑出來，向后門奔走。章身著禮服，學生們以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圍起來打了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哄而散。這時，中江丑吉和曹家的傭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間雜貨店里。忽然，群眾中有人又叫“剛才并沒有打錯”，大家又去雜貨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繼續打。

　　此前，一些學生剛看過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師5月3日晚開過一個會，議決用猛烈的方法懲戒曾經簽字“二十一條”的當事者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當時有一位同盟會老同志曾秘密地將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他們，因為曹、陸的相片在大柵欄等處的照相館時常看見，而章則任駐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亂中，學生看見起了火，又聽見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經給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過分了，紛紛散去。此后，軍警前來捉人，32個學生被押去警察廳。

　　章宗祥被警察送進同仁醫院，此后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學生們擔心，這一次有放火毆傷等重大情節，政府又抓了學生，如果用學生抵命怎么辦？

　　就在這個時候，北大有一位叫郭欽光的同學，剛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學生怕章宗祥同他們打官司，北大學生狄君武提議，大家定下一個策略，硬說郭欽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欽光成了“五四”運動中唯一的“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羅家倫事后撰文如是說。

　　萬人諾諾，一士諤諤

　　迫于壓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該校全體學生，在北大紅樓前迎接被捕同學返校。北京高師被捕學生返校情景更為熱烈。學生剛到校門口，就被歡迎的同學和鄰近的居民圍住。他們一下車，就給戴上大紅花，把他們一個個抬起來，高高舉起。

　　就在大家為學生齊聲喝彩的時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給眾人潑了一盆冷水，可謂萬人諾諾，一士諤諤。

　　梁漱溟在報上發表題為《論學生事件》的文章，他說：“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說：“我愿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愿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學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對以“國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義性為借口，走上背離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讓“五四”痛打“賣國賊”的學生接受法庭的審判，在當時被人們視之為冒天下大不韙的迂腐之見，反對梁漱溟的意見很快占了上風。

　　北京《晨報》刊發文章《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問題》，認為法律應該為正義事業服務。文章說：“我們人類現在既已承認學生運動是合乎正義的，國家和法律也應該跟著我們人類往一條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認，法律上不承認的話，是野蠻時代的法律，專以維持秩序作目的的……這種法律觀，單是救濟人治之弊的，在現在的國家內，實在沒有什么功用。”

　　《國民公報》發表署名陸才甫的文章《學生無罪》。報社社長藍公武也發表題為《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的文章，認為群眾的正義行動可以侵犯個人自由。藍公武在“五四”運動以后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并在1949年后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兼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藍公武在文章中說，“梁君說無論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許他人侵犯，這話本來極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眾的行動，那就不能有這樣的說法了。法國在歐戰初起的時候有個極有名的社會黨領袖，因為主張平和，被群眾打死，后來并沒有發生法律上的問題。這種事情實例不知有多少。”

　　多數人迷茫了……

　　倒是當時非常活躍的學生代表羅家倫，此后迅速進入反思，內心中不無矛盾和沖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一年后，1920年5月，在胡適的安排下，羅家倫與段錫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學。

　　而游行總指揮傅斯年則更加迅速地與“五四”絕緣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來要推選他擔任學生聯合會的臨時主席，但傅斯年對暴力行動有些疑慮和不滿，在隨后的辯論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陶姓學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后，“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再發生關系了。 ★

　　(本文參考了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彭明《五四運動史》、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袁偉時《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萃與解讀》、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陳明珠《五四健將——羅家倫傳》、焦潤明《傅斯年傳》、王為松《傅斯年印象》、鄭大華《梁漱溟傳》以及相關老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