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我聯(lián)想就是。

　　竇文濤：是不是心里自居弱者啊。

　　查建英：有兩個電視劇嘛，一個是那個90年代那個《北京人在紐約》，里邊就是說，中國的這個男女兩口子到了紐約以后，這女的后來愛上一個美國人、白人，哎喲，簡直可惡透頂。然后這個男主角最后還得睡一個美國妓女才能出氣，就我有美鈔，拿這個美元往那個美國白人妓女身上摔啊，我總算，我也睡你們。

　　王蒙：這變態(tài)，這個有點變態(tài)。

　　查建英：后來《洋妞在北京》就變成一個，就一定要讓里面所有的這個在中國的這個留學(xué)生的女孩，漂亮女孩，都要愛上這個男主角，中國的男孩，然后大家就覺得看得特別舒服。

　　竇文濤：哎喲，真是的。

　　查建英：就是這種心理。

　　王蒙：反過來說吧，是不是這小沈陽太女性了呢？到現(xiàn)在為止我還沒這種感覺。相反的，我有一個相反的感覺，就是1980年，我第一次去美國，而且時間比較長，在愛荷華大學(xué)待了4個多月。我們那有一些歐洲來的一些作家，我就覺得這個歐洲來的作家他怎么說話，都一個個像大姑娘似的，動作也扭扭捏捏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低，他為什么呢？這是Gentleman。

　　竇文濤：紳士。

　　王蒙：Gentle是什么意思呢？輕柔的，Gentle就是輕柔的嘛。你是紳士，你做什么，說話、做事兒，你舉動都很輕柔的。

　　查建英：對，對。

　　王蒙：你如果說是紳士，你一舉動都是這勁兒的。都這勁兒的，那就是說流氓。

　　查建英：尤其是你看歐洲人一說美國，就是最惡劣美國游客的形象，就是到哪兒你都聽到他們在那兒都高聲大嗓，在飯館里就他們聲音最大。特別沒文化，歐洲人看美國人。我也有一個那個，我的就是英文書的出版人嘛，他正好是一個法籍的猶太人，常年住在美國。我后來發(fā)現(xiàn)我一去歐洲的時候，我有一次在巴黎見到他，就突然第一次聽見他說法文，因為他實際上小時候是法國長大的，然后他一說法文我覺得變了一個人。當(dāng)時我說實話，我還有點覺得怎么這么娘娘腔啊，這法文。因為我在美國住慣了，你知道嘛，突然他從英文變成法文，我很不適應(yīng)。

　　竇文濤：沒錯，我在法國那個盧浮宮啊，我就覺得人家法國人看博物館那叫一個好聽啊，不是。聽一男一女看這個畫，就那種體貼、輕柔。

　　查建英：對。

　　竇文濤：哎呀，你覺得是那個氣氛真好。

　　王蒙：所以我們對所謂的男子氣，所謂男子漢，也不要用一種很草莽的、很山寨的這種觀點看。

　　竇文濤：是，沒錯。

　　查建英：對，而且我倒說實話，我覺得小沈陽這種就是說一個人敢承認，一個男人敢承認自己的陰性的那一面的人，其實是有自信的，他不怕。就是說，其實他敢。

　　王蒙：這小沈陽可找著知音了。

　　查建英：我就是這樣怎么樣，就是說好多人男的往自己身上貼胸毛的那種吧，恰恰是，其實他不自信，他生怕人覺得我不爺們，你知道我處處都要畫，都是橫著出來的。

　　竇文濤：那王老師說了半天，您這個作家，您喜歡什么女性形象呢？

　　王蒙：是，我覺得啊，這個世界上啊，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是不是啊？

　　竇文濤：嗯。

　　王蒙：我剛才說到了蘇菲亞式、柳芭那式的。這種革命的女性。但是也有另外的式樣的，比如相對比較文靜的，相對不愿意參加這些政治斗爭、社會斗爭，更不要說武裝斗爭的這樣一些人。

　　查建英：我一聽就知道您說的是誰了，崔老師啊。

　　王蒙：是。

　　竇文濤：他說的是太太。

　　查建英：對。

　　王蒙：那倒不一定，就是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情況的。我認為世界上的許多事啊，都是多種多樣的。

　　竇文濤：多元。

　　王蒙：你不能拿一個東西當(dāng)標(biāo)準去衡量別的。回過頭來了咱們前幾天說的，說聶紺弩他很好。但是你不能拿聶紺弩當(dāng)尺，說你怎么不像聶紺弩啊？你怎么沒坐那么長時間監(jiān)獄呢？你肯定不如聶紺弩好，這么一個思想的方法，這也就基本上屬于就是智力上有一些智障。

　　查建英：對。

　　王蒙：女性也是各式各樣的啊，有麥當(dāng)娜式的，咱們看節(jié)目就喜歡她啊。你請她家里來你不一定招待得起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