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是怎樣煉成的

　　藍英年說:“文懷沙的事，圈子里，五六十年代大家就都知道，都鄙視他，只是沒有去揭露他。他當時已經沒法出來活動了。但是現在老的老，死的死，他就又出來了，而且成了公眾人物。”是呀，這么個人，怎么就變成大師了呢？難道搏聲譽就靠活得長嗎？

　　李輝在質疑文懷沙的年齡、入獄原因的同時，也質疑了他的學問。其實這三點，正好可以反過來看出文懷沙“大師”的形成之路。

　　雖然李輝指出文懷沙當年自己在供職單位填報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但文懷沙卻堅持自己生于1910年，不管事實到底如何，文總歸是瞞了歲數。在年齡上的弄虛作假自然也牽涉到履歷方面的含混不清。18歲擔任學院教授可是比梁漱溟、胡適、林語堂等人當上教授的年紀更小啊，不能不叫人吃驚，信則必然推崇備至了。至于自稱“章門弟子”(現在也遭到了質疑)，自然也是為了增加履歷中的學術背景和國學底蘊。這些都是成為“大師”的充分條件。

　　偽造入獄原因，是文大師裝扮自己的最華麗的一筆。試想，當下受尊敬的文化老人們，哪個不是在“反右”或者“文革”當中受到過沖擊？這幾乎成了“大師”養成的必要條件。文懷沙則更矯枉過正，按照他

　　的說法，自己不僅是受到了沖擊，而且完全是“反江青”的英雄。這樣坎坷又有志氣的經歷怎能不把憤青乃至中年人蠱惑住？

　　至于他到底有些什么學問，慣于從電視和網絡接受信息的當代人，怎么會深究呢？他簡歷上的主要著作都是早年的，很少有人見過，而現在他反正已經“堅持”“述而不作”了。一直以為只有孔子、蘇格拉底這樣的圣哲才可以“述而不作”聞名，想不到文懷沙也來蔭澤這份名頭。

　　就說早年著作，舒蕪已經撰文指出所謂他的《屈原集》注釋只是人文社交派下的編輯任務，而文懷沙卻因“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至于那本《魯迅舊詩新詮》，魯迅研究專家們，比如錢理群(北大教授)說不知道這本書，沒見過；王德厚(原魯迅博物館館長)也不以為然，他曾收到過茅盾的信，信中說:“我未曾看過一九四七年重慶文光書店印行的《魯迅舊詩新詮》，亦不知編著者司空無忌為何許人，或許竟是文懷沙化名亦未可知。文懷沙曾見過，但我確未看過該稿。‘引’中所謂‘此詩〔書〕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錯誤之處甚多云云’，不是事實。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從蘇聯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懷沙為人浮薄，我們都避之。”可是，在文懷沙的簡歷里，他號稱自己的《屈原集》注釋是“新中國出版的第一套楚辭研究專著”，又說自己1947年出版的《魯迅舊詩新詮》是“魯迅研究學術史上第一部魯迅舊詩詮釋，在魯迅詩歌研究史上是開山之作。”這樣的自我標榜用上海話叫“摜榔頭”，如果成立，就算稱不上“大師”，也至少是專家了。

　　至于最近他在回應李輝質疑時提到的“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經和《四部文明》二百卷(約近一億四千萬言)，也是當下他成為“大師”的頭上光輝，這標出來的一億四千萬就是來忽悠人的。“正清和”早遭人駁斥，《四部文明》更非他的著作，他充其量只是主編，帶著旁人做做校勘工作。而且稍微懂點文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四部”指的是“經、史、子、集”，不知道為何到了文大師手里就變成了“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四段時間。王春瑜說:“《四部文明》完全是文化垃圾，是一個商業行為。有被雇傭者在網上揭露，他們就是拿一批古書來掃描，很多人只有高中學歷。所謂有一些宋代刻本古籍，也是從網上下載的，日本靜嘉堂文庫網上就有。而且這部書沒有書號，不能算是正式出版物，卻賣8萬多高價！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文懷沙成為“大師”的那個東風就是他“仙風道骨”的形象。藍英年說:“他有個特點，鶴發童顏，仙風道骨，很有欺騙性。而且他會朗誦，在某些場合還能說些俏皮話，所以外行很容易被吸引。”王春瑜則指出文懷沙口才好，又善于走高層路線，而“轉型期，社會浮躁，媒體更浮躁，而且媒體從業人員普遍年輕(記者注:道行淺，又無知，好騙哪)，文化土壤非常淺薄，哪怕插根攪屎棍，都會生根開花結果，何況是老資格、煞有介事的文懷沙呢？”文大師就這樣在媒體的文文相傳中立起來了。

　　李輝在《我為什么要質疑文懷沙》一文中也說到，社會需要“大師”可以理解，“但在‘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的媒體向觀眾和讀者推介一個‘國學大師’時，竟顯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碼的學術評判標準，就可以把‘大師’的桂冠輕易地戴在一個人頭上，而不管對公眾和歷史的責任，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都必須具有的文化敬畏。”這就是催生文大師的土壤。

　　更可悲的是，“雖然知道他情況的人非常多，但是大家集體失語，這就造成了文懷沙現在‘大師’的局面”，王春瑜感嘆道。

　　窗戶紙一點就破

　　李輝這次在大眾媒體“爆料”文懷沙，是需要不少勇氣的。因為即便做再多的調查和準備，也仍舊是要遭到一些非議的。更何況對方是“大師”級別，且還有人罩著。不過，支持李輝的人更多，他這一作為，終于讓圈子里的“常識”傳到了大眾這里。真是窗戶紙一點就破，大師光環只是遮羞布。

　　不過令人疑惑的是，之前為什么沒有人站出來說話呢？“只要是65歲以上的，在學術圈浸淫已久的，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文大師那些底細，只是大家不愿意公開出來寫文章。”王春瑜說，“上了歲數之后，大家都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有人覺得這個人是個喜劇人物、很搞笑，沒必要跟他一般見識。”藍英年也說，“這些老人們，都覺得他是個小人，沒人去理他，對他嗤之以鼻。”可是這樣的集體失語，卻變成了姑息養奸。

　　另一方面，是“為長者諱”。這樣的老人，同一輩的幾乎都不在世了，稍小一輩的總有“為長者諱”的傳統心理。“他一把年紀了，還是手下留情吧；我比他小多了，但也一把年紀了——已逾古稀，沒有太多精力跟文懷沙及其粉絲糾纏。現在想來，這也是我的庸人氣息作怪。”王春瑜說出自己原來的想法。其實，即使李輝現在拋出這樣確信的證據來證明文懷沙欺世盜名，仍有人認為這樣對待一個百歲老人有點過分。

　　李輝在《北京晚報》發文之前，也不是完全沒有人揭露過文懷沙的劣行。王春瑜就曾在前年《文匯讀書周報》的專欄“新世說”里面提到過，說文懷沙是舊時“打春”隊(即騙子隊)的漏網隊員。可是當時他“沒有直接點名，只寫他是長髯飄飄、在媒體上到處作秀的那個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說的是誰”。前文中引用舒蕪評價文懷沙屈原研究遭非議的文字來自《老吾老》(載《萬象》2008年第10期)，而李輝也曾在2008年12期的《書城》雜志中寫到過“二流堂”老人對文懷沙的鄙視態度。可能還有其他類似文章出籠，但因為這些文章大多發表在發行量較小的文化報刊上，受眾一般都是圈內人，而且行文也多隱晦，沒有拉開全面“揭蓋”的架勢，所以并沒有引起太大關注。

　　其實，學術文化圈與大眾的隔膜一直存在，有時在學術圈里早已成為通識的東西，對大眾來說卻還是有些“少見多怪”。所以，有《百家講壇》這樣的電視欄目想做些努力，當然這個努力是否成功又當別論。文懷沙是大眾媒體捧出來的“大師”，如果沒有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就算他自己再怎么自吹自擂，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效果。大眾媒體的特點就是及時迅捷，缺少積淀和實證，連假新聞都時不時會誕生并轉載蔓延，更不要說文大師這樣高級的謊言了，如何能看穿呢？現在更有互聯網的加入，訊息傳播更快也更不可靠。那么，作為學者，是否也該考慮跨出象牙塔，把自己所學普及給更多的人呢？希望這種學界都知道，就是大眾不知道的事，以后越來越少，窗戶不再糊紙，那也就不需要李輝這樣的勇士去捅破了。

　　誠如李輝所言，“我們的公眾多么需要歷史真相，多么需要一個貨真價實的大師，多么需要真正對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