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之名　繼續戰斗】

　　逆轉源自宋教仁遇刺。

　　1913年的這段公案可謂百多年來影響最大者。用暗殺解決權力角逐，使得眼見的議會民主、政黨輪替成為泡影，是民主共和事業的大挫折，也打破民初脆弱的政治平衡，預示著辛亥革命理想的搖搖欲墜。

　　猶如戰爭帶來的劇烈動蕩，暗殺事件也考驗著各方。

　　孫中山從日本火速趕回國內。這時候，他算認清了袁世凱的本來面目，決定武力討袁，發動“二次革命”。

　　可是，他的意見并不能為黨內同仁與社會主流所接受。

　　黃興第一個反對，因為事件的司法審查正在進行中，各地商會、教育會等民間組織和各界領袖、各種報刊直截了當指摘袁世凱的罪惡，也紛紛要求通過司法途徑解決這一罪案。上海地方檢察廳甚至發出傳票，要求北京地方檢察廳協助將犯罪嫌疑人國務總理趙秉鈞及其秘書“解送”到上海審問。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況對國民黨是有利的。所以，黃興力主法律解決。

　　蔡鍔也反對武力解決。他特別指出：“暴烈派以破壞為事，茍可以達其目的，即犧牲全國而不恤。”

　　對脆弱的民國政治生態來講，武力暴亂無異于開歷史倒車的自殺行為。

　　但孫中山堅定地主張武裝斗爭，又變成了一位好斗的勇士，于1913年7月悍然發動了“二次革命”。

　　倉促上陣的武力解決被袁世凱很快鎮壓了，孫中山再次亡命日本。

　　失敗的孫中山及時總結經驗，認為革命不成的原因在于黨內各自為政，紀律松懈。為此，孫中山決定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新黨章為了求得黨的意志統一，要求黨員入黨必須按手印，宣誓服從總理，并且將國民按入黨時間分成等級，享有不同待遇。部分同時流亡日本的國民黨員對此反對，原同盟會中重要人物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等都未有加入。孫黃最終以決裂收場，黃興出走美國。

　　改組后的中華革命黨更像個激進組織，這個新興的政黨終于沒有完成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理念上的)的轉變，又來不斷革命。原因很復雜，這不僅是個別領袖的認識問題，更深刻的根源在這一舉動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革命黨還不能及早完成向民主政黨的轉變，摒棄暴力思維，學會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尋求國家長治久安。黨本身也沒有民主化，多數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憤怒的袁世凱終于撕掉面紗，廢除了《臨時約法》而稱帝。

　　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今天臨時政府，明天非常大總統，孫中山繼續掙扎于理想實現的路上。

　　這一時期的孫中山苦苦堅持著民國初年的理想，武裝斗爭不動搖，而理由就是“護法”，他要捍衛共和的根基，要堅持民權的理念，以一人之志與全部的污濁抗衡，悲壯而堅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