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歸來　袁世凱必須宣誓】

　　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還遠在美國餐館里打工。眾望所歸地登上總統寶座，憑的不是武功，還是他“精神教父”的力量。

　　此時此刻，真正能夠操持國運的還是前相國袁老三。孫先生以思想和熱情征服的是國人的心靈，而要除掉帝制死黨，舉國之內，只能靠袁世凱這個有生力量。孫先生只能做個臨時總統。臨時之意，革命黨人最清楚，不是什么妥協和軟弱，誰真正有力量的時候也不會妥協、軟弱。

　　就這樣，孫中山坐鎮南方，虎虎生威，袁世凱宮廷利誘，磨刀霍霍，大清帝國的母子便在這南來北往的合作中繳械投降了，一紙遜位詔書，一張和平條款，這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在千年帝制史上竟是不多見的呢。

　　革命黨人一旦位居中樞，便會將自己的理念發揮到極至。

　　僅看那就職的誓詞，便是一掃塵霾，振聾發聵：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于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于國民。”

　　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孫中山就莊嚴宣布：“中華民國建設伊始，宜首重法律”。

　　為此，臨時政府專門成立了“編訂一切法律命令”的法制局，雖有局長宋教仁主政，孫先生還是“大包大攬”，親自領導立法工作。

　　先是約法，雖為臨時憲法，但那內容、那精神卻是千百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大氣魄，大手筆。

　　以前開篇第一句是“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如今是“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

　　以前是“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現如今“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約法仿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度，規定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統治權，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根據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宣布中華民國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私有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請愿、陳述、考試、選舉及被選舉等權利，有納稅、服兵役等義務。

　　通令保護華僑，禁止買賣華工，禁止買賣人口，廢除奴婢買賣契約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認受歧視的所謂“賤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權利。

　　不僅如此，一些傳統的刑訊酷刑都廢除了，這也是早年孫文司法改革的理想。命令官廳焚毀刑具，禁止刑訊、體罰，整頓警察，維持治安，并整頓吏治，嚴禁違法亂紀。

　　對一些封建的陳規陋習也做了改革。不興跪拜，不許打人，辮子剪了，小腳也不裹了，以前是帝制，現在是共和，并且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民初的孫中山一口氣推出的三十余件有關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法令、法規，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歷史影響。

　　孫中山把法律看成治國之“體”，超越了前人，也超越了同輩。

　　他說：今日辦法只可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

　　他說：“國家之治安，惟系于法律。”

　　但他最看重的還是那個臨時約法。那里凝聚著革命黨人的全部革命成果與未來夢想。在他心里，權力可以讓給袁世凱，但袁必須有“永絕帝制，服膺共和”的宣誓，必須遵守精神教父的統一規劃。他把宣誓作為袁世凱獲取權力的合法憑據，以為凡能履行宣誓的，“其國必治”。

　　精神教父的歸去來兮，是一曲倡言法治的高歌猛進。

　　抱定“天下為公”信念的孫先生不會想到像他這樣的圣潔之人并不多見。在一個缺乏超越性信仰的社會里，每個人都還有帝王意識。正是由于缺乏超越性的信仰，誓言可以隨便發，但誓言也可以隨便破壞，服膺共和的事就很難說了。

　　因為，迷信法律的孫中山現在還沒有認識到權力與法律體用相因的關系。

　　他不知道，袁世凱一方面對約法信誓旦旦，一方面卻是底氣十足。答應，什么條件都答應，因為我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