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寧會議上一作檢討

　　毛澤東1月11日至22日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為準備檢討，周恩來從到達南寧的那天起，幾乎天天約請參加會議的有關人員談話。

　　就在南寧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反冒進”的問題，把三中全會以來對“反冒進”的批評推向高潮。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要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屬于政治，不屬于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就好了，變過來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第二天，毛澤東從工作方法的角度繼續闡述他的觀點：“我們要注意，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群眾觀點是從六億人口出發。看問題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質、現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這一次千里迢迢請同志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志。”他還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這些措辭嚴厲的批評使“會議從一開始空氣就非常緊張了”。

　　在1月16日的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萬工人，無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才能產生這篇文章。”當年隨周恩來一起到南寧開會的他的經濟秘書顧明后來回憶：“幾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里討論到夜里二三點，商議怎么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

　　1958年1月19日，毛澤東約周恩來單獨談話。隨后，繼續進行大會討論。會議從晚上八點多一直開到深夜一點多。當天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在他的檢討中，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周恩來認為：這個“錯誤”的產生，是由于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系變革后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現出畏縮，常常只看見物看不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夸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許多同志從周恩來的話中，聽出了違心的成分。周恩來說：“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委員會、四十條、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也減少了一些項目。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1月21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總結性發言，提出：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關于“反冒進”問題，他得出的教訓是：“反掉了三個東西，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來回憶說：周總理不得不在這次會議上自我檢討，我說這個檢討呢，叫做不得不檢討，應該打上引號。

　　周恩來和劉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寧會議后，為掀起“大躍進”的高潮，毛澤東并沒有放松對“反冒進”的批評。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我們的行動口號——反浪費，勤儉建國！》的社論，指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2月23 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