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波

　　1978年11月7日，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通知，撤銷“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結論。由此打破了“反教條主義”運動長期籠罩在蕭克將軍等人身上和我軍建設中的厚厚堅冰，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也因此在思想上進行了一次解放思想、撥亂反正。

　　1950年代我軍正規化訓練

　　遭遇“反教條主義”

　　建國初期，中央軍委十分重視軍事訓練。在周恩來、朱德倡議下，1950年6月，軍委下達了任命蕭克為軍訓部部長的命令。軍訓部成立后，在蕭克領導下，按照中央軍委提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的號召和毛澤東關于“五統四性”的指示，指導全軍訓練工作。軍訓部參照蘇聯軍隊的條令，結合我國我軍優良傳統和經驗，編制了紀律、內務、隊列三大條令以及全軍統一的訓練大綱，為人民解放軍開始諸軍兵種聯合作戰、合同作戰的正規化訓練，奠定了法制基礎。

　　在抓好部隊訓練的同時，軍訓部也大抓軍事院校教育，建起了包括南京軍事學院在內的一系列軍事院校，形成了初、中、高三級培訓體系，全軍院校后來統一整編為91所。1954年11月，在軍訓部的基礎上成立了全軍訓練總監部，統管全軍的軍事訓練。1957年底，由蕭克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和黨委書記。訓練總監部成立后，在軍隊訓練上建樹不少。如，1955年在遼東半島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三軍聯合抗登陸演習，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都前往觀摩。訓總在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上成績斐然。訓總的工作與學蘇聯軍隊是密不可分的。

　　在學習蘇聯軍隊的過程中，確有一些人不切實際地照搬照套蘇軍經驗。對這些問題，1954年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對學蘇軍中照搬照套的偏向在許多方面作了糾正，訓總、南京軍事學院也在工作逐漸察覺，并予以糾正。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思考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總結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走他們建設中走過的彎路。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有分析在批判地學習外國經驗，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搬照抄，機械搬運，要有選擇地學。6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了《關于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我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高級機關、軍事院校和部隊中，糾正學習蘇軍的偏差，對部隊的一些制度、條令進行了必要的修訂，避免出現全局性的教條主義錯誤。8月，劉伯承三次從北京致信南京軍事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持反教條主義，要求大家學好五個文件。

　　蕭克認為正規化與革命化并不矛盾

　　軍隊中所謂的“教條主義”首先出自對南京軍事學院的教學評價上。南京軍事學院于成立后管理十分嚴格正規，學員職務不論高低，一律按統一要求，過緊張的集體生活。有人卻對這種嚴格的教學與管理表示質疑，并扣上了“教條主義”的帽子。

　　1957年2月國防部派出了一支工作組開進了軍事學院。調查中，大家反映學習有壓力很正常，有壓力才有動力，學院根本不存在教條主義。但調查組給軍委的報告卻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還提出：“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習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后，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

　　有人據此便說：“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1958年2月，彭德懷提到：“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對立起來看，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錯誤的，因為正規化現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系政治內容，所以在軍隊中曾經引起了一些認識上的偏差”。

　　蕭克不贊同這一說法，于是寫了一封信同他交換意見：“當著革命還沒有在全國范圍勝利的時候，我們處于農村，生產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各個地區產生起來的軍隊，除了黨的統一領導和統一的戰略戰術思想外，其它如編制、裝備、供應、作風、制度等等，都不統一，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確的。……全國范圍勝利后，我軍有全國經濟基礎的支持，又有蘇聯等國家對我的援助，前述情況就基本結束，因而提出正規化的口號，這是合乎歷史發展情況的。與正規化口號同時提出的現代化的口號，理由也是如此。”

　　蕭克又引證了政治協商會議總綱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聶榮臻以及彭本人的相關論述，指出“正規化現代化的口號，是黨中央、軍委及許多負責同志提出的，他們提出這個口號，不僅是從要具有和掌握現代軍事技術和學術來提的，而且同時是包括和聯系政治內容說的。”

　　不料，這封信后來在“反教條主義” 運動中竟成了“罪證”，說他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