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長期以來，對于他1937年出獄后為何沒有回到黨內工作一事，社會上流傳著多種說法。那么其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937年陳獨秀出獄后，毛澤東和張聞天提出有條件地讓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于洛川會議上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包括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這成為陳獨秀出獄以及回到黨內工作的契機。當時，毛澤東和張聞天提出了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的三個條件:1、公開放棄并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作出這樣的決定，是有多方面考慮的。

　　從陳獨秀方面來說，陳獨秀雖被開除黨籍，其錯誤是路線錯誤，自己是被動的，他和黨的矛盾，在性質上是人民內部矛盾；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后，沒有變節，繼續反對國民黨，拒絕國民黨的高官厚祿的利誘，為他要求回到黨內工作，留下了余地；陳獨秀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被國民黨殺害，說明陳獨秀要求回到黨內工作，與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有關，有感情基礎；此外，陳獨秀提前出獄，是中國共產黨爭取國民黨一道抗日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提出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包括釋放陳獨秀，陳獨秀是感激黨的營救的。這一切表明，陳獨秀希望回到自己發起的黨內工作，有思想和感情基礎,有階級基礎。鄭超麟先生因為陳獨秀后來被拒絕去延安，寫文章根本否認陳獨秀曾提出回到黨內工作，這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從黨內外環境看，一方面，黨正處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關鍵時期，需要團結社會上各方面的力量一道抗日，同意犯了錯誤的陳獨秀回來工作，在黨內外都有巨大的影響,與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精神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黨經過長征，加上張國燾分裂黨，力量消耗很大,需要加強黨的內部團結。過去，在處理陳獨秀的方法上，由于采取了打擊的政策，影響很壞,現在有條件的歡迎陳獨秀回來工作，也是總結黨內斗爭的經驗教訓的需要；當時，林伯渠、王若飛、博古、葉劍英、周恩來、董必武等和陳獨秀有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同志，都表示歡迎陳獨秀回到黨內來工作，說明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在黨內有基礎；毛澤東經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胸襟寬闊，眼光遠大，毛澤東思想正處于成熟時期，他和張聞天一起，表示有條件的同意陳獨秀回來工作，是真心實意的，并不是因為陳獨秀脾氣犟，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給他出難題，而不希望陳獨秀回到黨內來工作。當時，《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希望他“重振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中來”。沒有毛澤東的同意，《解放》雜志的這篇文章，是不可能發表的。

　　●王明和康生的態度，徹底堵塞了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的道路，他們還給陳獨秀戴上了“漢奸”的帽子

　　陳獨秀在聽到毛澤東提出的這三個條件后，情緒是高興的，并就這三點一一作出了答復。但陳獨秀的確說：“回黨固我所愿，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

　　陳獨秀是個倔強的脾氣，一時不寫檢討，錯過了回到黨內工作的最佳時間。正在決定陳獨秀是否回到黨內工作的關鍵時期，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29日從蘇聯回延安。王明到延安后第五天，就在《解放》雜志迫不及待地發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斗爭的新時期》一文，稱“日寇偵探機關……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干部”。接著，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陳獨秀當日寇偵探的所謂“事實”。王明和康生的態度，徹底堵塞了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的道路，而且他們給陳獨秀戴上了“漢奸”的帽子。

　　●王明阻止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是其抵制毛澤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樹立自己在黨內的權威

　　那么，王明為什么堅決地阻止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呢？

　　首先，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以勢壓人。對于王明的居高臨下，毛澤東立即意識到了，稱他是昆侖山上下來的人；和王明的第一次集體合影，毛澤東站到了后排。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說：“我們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針對“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駁，王明嚴厲地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他們是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殺人犯……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主張聯合除漢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這是王明把漢奸的帽子強加給陳獨秀，把不是漢奸的陳獨秀硬說成漢奸的原因。為了反對陳獨秀回黨內工作,王明不擇手段，不惜觸犯眾(民主人士)怒，誣陷陳獨秀是“漢奸”。

　　其次，王明反對陳獨秀回到延安工作，一石二鳥，實質是在抵制毛澤東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矛頭直指毛澤東本人。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談到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王明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放棄無產階級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這和毛澤東堅持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觀點針鋒相對是對立的。由于黨內思想不統一，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和會議以后的一段時期，處在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維漢回憶說：“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澤東，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443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這些都說明，阻止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是王明抵制毛澤東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樹立自己在黨內的權威。

　　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因為失去共產國際的支持,王明失勢。這成為毛澤東重新談陳獨秀的轉折點。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毛澤東十分高興，原因之一，他在總結黨的歷史時，不再受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對于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的評價，可以有更獨立的見解。這是毛澤東為什么在抗日戰爭后期,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和七大上多次肯定陳獨秀的國際原因。

　　朱 洪

　　(作者系安慶師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