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梅蘭芳》歲末熱映，帶動了坊間的“京劇熱”和“梅孟熱”，作為一部向傳統文化致敬的影片，《梅蘭芳》也成為了今冬學界熱議的話題。“祛魅”還是“圣化”？藝術大師的藝術道路與人格精神，孰輕孰重，又如何血脈貫通？學界對《梅蘭芳》出現了種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近日，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協辦的“電影《梅蘭芳》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影視系主任陳旭光教授提出，《梅蘭芳》將梅蘭芳“祛魅化”，將一代京劇大師還原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體現了梅蘭芳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掙扎和困境。“相對于以前的一個強調‘大寫的人’、強調英雄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平民化時代。與之相應，新世紀以來的部分大片之所以不成功，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普遍公認的原因就是遠離時代，遠離生活，注重畫面好看，卻忽略了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是模糊的。”陳旭光認為，從以普通人視線來看革命戰爭的《集結號》開始，再到《梅蘭芳》，中國大片的趨勢是回到平平實實的人本身。“對人的內心世界，‘人’的立體呈現更重視了。這種人的復雜性、豐富性，在大片屏幕上有點久違了。”

　　所以，“《梅蘭芳》讓我們記住了這個人”，陳旭光認為這是極其難得的。至于學界中有些評論認為，《梅蘭芳》在關于一代京劇大師的塑造時，對京劇藝術的創新、發展，包括梅蘭芳本身的藝術造詣成就著墨甚少時，陳旭光認為，《梅蘭芳》不是一部藝術傳記片，“如果用藝術人生來形容，則更重視為人生的藝術，不是為藝術而藝術”，而關注一個取得如此藝術成就的人的人生的影片更有價值。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教授的觀點與陳旭光略有不同。他認為，從美國演出這場戲開始，梅蘭芳就開始被神化了。因為“神化”而使梅蘭芳失去了主動動作，沒有內在焦慮、沒有情感煎熬、沒有內心的復雜。接下來的段落，梅蘭芳被生硬地轉化為一位具有民族氣節的愛國藝術家。“梅蘭芳不上臺演出絕不等于京劇與梅蘭芳無關，恰恰相反，這應該是一個巨大的現實沖突和心理煎熬，但電影中的梅蘭芳卻太平靜，太固化，他與孟小冬的情感糾葛，他與邱如白的控制與掙脫，他在京劇與氣節的艱難選擇下的內心折磨，完全沒有表現的痕跡。”尹鴻認為，電影中最后一段的梅蘭芳，被簡單地政治化、道德化和概念化，“《梅蘭芳》的前三分之二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大片在人文和藝術道路上的曙光，但后三分之一卻讓觀眾多少有些失望”。

　　清華大學教授肖鷹表示，梅蘭芳作為一代京劇大師，經歷了清末、民國、新中國三個時期，他耀眼的藝術光環，他身上或濃或淡的政治色彩，都注定這是一部很不好拍的傳記片，而陳凱歌導演的《梅蘭芳》，不論情節、場景還是人物扮相，都是清雅簡潔，而“古雅素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有趣味的一面”。相較于《霸王別姬》，他認為《梅蘭芳》更干凈洗練。但是，作為一部眾望所歸的大片，如果確實要挑毛病，《梅蘭芳》的主要問題是對一個藝術的梅蘭芳、多情的梅蘭芳以及偉大的梅蘭芳三者之間如何血脈貫通的問題。“第一部分是學藝之路，第二部分是梅孟之戀，第三部分是藝術與氣節，三個部分拆開來看都非常不錯，但銜接方面是有問題的。影片想塑造一個有血有肉的梅蘭芳，一位藝術大師在藝術的最光輝時期，將生死置之度外、與侵略者抗爭，塵埃落定地給他下了一個‘偉大’的結論，這位藝術大師的藝術造詣在‘偉大’面前被抽象掉了。”所以，肖鷹還是認為，最后一部分戲太重了，作為藝術大師的梅蘭芳呈現不夠，梅蘭芳驕傲于世的東西沒有完全的呈現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對此，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助理賈磊磊研究員卻另有看法。“梅蘭芳在京劇上的輝煌是沒有人懷疑的，如果電影重現這些，不過是把舞臺藝術變成了電影藝術，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是不能重新喚起人們對梅的由衷的敬意。現在的影片是從一個人的人格的角度重新塑造梅蘭芳，我認為，這代表了導演、編劇這一批現代人對藝術家的精神的認定，他們認為這種東西是最寶貴的，也是更能貫穿歷史的。”賈磊磊提出，一部電影最關鍵的是它的“核”，而且這個核心價值的表述不見得是從第一個鏡頭開始的，有時候故事開始很長時間，它刻意要表現的情景才出現。比如，《天下無賊》的核，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美夢，為了這個美夢，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呵護，雖然最后很多人為了呵護這個美夢而死；《梅蘭芳》的“核”，就是一批文人知識分子的氣節。

　　“日本人來了之后，陳寅恪的父親絕食而死，費穆拒絕拍電影，梅蘭芳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給日本人唱戲，一批文人知識分子以他們的方式來反抗侵略者，有的是死，有的是放棄，有的是拒絕。這種東西是非常寶貴的。如果我們討論電影放棄這些核心價值，去糾纏一些細節，我覺得那不是學者應該做的事情。”賈磊磊如是說。

　　無論如何，一部電影引發學界如此之多的爭議確實并不多見。正如賈磊磊所言，“一年400多部電影，有些電影看過了根本就不需要花時間去討論，一部真正有學術價值的電影才是值得討論的”。《梅蘭芳》的意義也正在于此。

　　記者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