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交給我們一項特殊任務

　　周總理在“文革”中保護老干部的感人事跡，早已在社會上傳為家喻戶曉的佳話，并記入史冊。當我寫這篇回憶文章時，心里一直沉甸甸的。四十年過去了，周總理和保護在北京二七廠的8位老干部，都已先后離開了我們。但是，多年來我時常被一種歷史責任感鞭策著，不把它寫出來，心里就永久不得安寧。

　　1968年9月，黨中央、毛主席派我們到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第二年初，上級指示我們，要往工廠安排幾位“文革”中受到嚴重沖擊，無法進行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后來才知道，是周總理報告毛主席同意后這樣安排的。自從上海“造反派”篡奪上海市黨政大權開始，奪權風暴迅速席卷全國。各省、市、區黨政主要領導，不僅日夜遭受批斗，人身安全已受到嚴重威脅。中央曾以開會名義，把這些老同志召到北京，分散安排在幾個地方。可是，不知怎么被“造反派”知道了，一夜之間，住在南長街一處小院的幾位省的領導，被劫持一空。住在中直招待所、中組部招待所的領導們，也相繼遭到沖擊和劫持。周總理焦急萬分，一面責令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的傅崇碧立即設法找到下落，把人全部要回來，一面立即向毛主席報告，研究如何采取更加周密的保護措施。經毛主席同意決定，以下放勞動名義，把這些同志安置在二七機車車輛廠、南口車輛廠和新華印刷廠保護起來。因為這幾個廠是中央警衛部隊軍管的單位，是毛主席抓的“點”。那時，總理辦公室有3位秘書在軍宣隊工作。總理通過他的秘書、二七廠軍宣隊領導成員周家鼎(為了保密和方便工作，進廠前，總理建議改名賈汀)指示工廠和軍宣隊，要做好幾項工作。第一，要絕對保守機密，保證他們的安全，不得有一個人被劫走或去工廠找他們的麻煩；第二，安排好他們的生活，包括食宿、看病、用車等；第三，根據他們的身體條件，適當安排點力所能及的輕微勞動，便于接近職工群眾，從事一些社會調研工作；第四，他們有什么困難和要求，以及給中央的信件，要及時送交。

　　周總理的這些要求，充分體現了他保護干部的一貫思想，他曾在許多場合說:“對干部要一分為二，功過分明，該保的一定要保。”他還說:“革命的歷史傳統是屬于一代人的，保護干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保護革命的歷史和革命傳統。”

　　從1969年開始，以中央名義，先后安排到二七廠的老同志有8位，他們是:

　　徐向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宗遜，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參謀部軍訓部部長，上將軍銜。

　　王恩茂，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將軍銜。

　　江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五政委。

　　江渭清，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協主席；省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

　　張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協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黃歐東，遼寧省省長，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書記。

　　朱德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長，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委第一書記、自治州州長，州政協主席，延邊軍分區第一政委。

　　根據總理指示精神，無論是軍宣隊或工廠職工，對老同志來工廠的事情，確實做到了守口如瓶，始終沒被泄露出去。那時候廠里最好的住房，就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為蘇聯專家修建的招待所。這些老干部就安排在這里住宿。這是座兩層小樓，除徐帥住二樓的一個套間外，其他都在一層，每人一個單間，面積十多平方米，距生產車間有段距離，環境比較安靜。距職工食堂較近，吃飯還算方便。招待所門口有傳達室，由幾位老職工負責晝夜值班，有事及時與軍宣隊和工廠保衛科聯系。剛進工廠時，擔心安全出問題，軍代表同他們一起上下班。夜間，軍代表還時常在他們的住地周圍巡邏。需要看病的，小病可以在工廠醫院看，工廠醫院看不了的，由軍宣隊派車到301總醫院高干病區診療。為落實照顧老干部工作，軍宣隊領導指定我為聯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