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前，五千多箱故宮文物輾轉遷入臺灣，事隔多年，再次提起這段歷史，依然令人唏噓不已。

　　人們知道，北京有座故宮博物院，臺灣還有座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中65萬件藝術珍品，其中92%的文物來自于北京紫禁城的清宮遺存，是當之無愧的國之重器、國之瑰寶。60年的兩岸相望，對13億大陸國人而言，它們是那般神秘。

　　記者從昨天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1月12日起，由紀錄片《故宮》原班人馬精心打造的12集大型紀錄片《臺北故宮》將在央視強檔推出，為人們揭開60年前的歷史謎團，對這些國寶先睹為快。

　　-65萬件珍品片中亮相

　　“臺北故宮藏有65萬件文物，大陸13億人基本是沒有見過的，隔絕了60年。”《臺北故宮》的總撰稿胡驍說。《臺北故宮》共12集，追溯了文物遷臺歷史和臺北故宮現狀，并對書法、繪畫、青銅、瓷器、珍玩等臺北故宮館藏國寶一一進行介紹。

　　臺北故宮65萬件藏品多數為中國歷代皇家收藏，是代表中華文明的頂級文物：現存銘文最長的毛公鼎、西周散氏盤，傳世僅數十件的宋汝窯天青瓷器、蜚聲海內外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煌煌巨制《四庫全書》，蘇軾《寒食帖》和黃庭堅《花氣熏人帖》；另有閻立本、米芾、蔡襄、宋徽宗、文征明、唐伯虎等從唐代到清代的歷代名家書畫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翁宅會議議定遷臺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鼓樓區的一處院落中正在召開一個秘密的會議。

　　來開會的一共8個人：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翁文灝是這所官邸的主人, 這次會議的倡導者、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教育部長朱家驊、外交部長王世杰、考古學家李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故宮博物院的古物館館長徐鴻寶。

　　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會議，所有的人都認為南京已經岌岌可危，存于南京的文物極有可能毀于戰火，這8個人一致主張將文物迅速遷往臺灣。會議決定先搶運故宮600箱精品，并推舉杭立武全權負責文物遷移的事。很快，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簽發了批準文物遷臺的文件。

　　-《南京條約》首批轉移

　　翁宅會議短短1個多月后，5大機構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駛向臺灣的國民黨海軍“中鼎號”。

　　首批運往臺灣的國寶一共712箱，它們是來自五個機構的頂級國寶，其中包括故宮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安陽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圖書館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大批珍貴文物。

　　更值得一提的是，60箱重要的外交檔案和國際條約文本也隨“中鼎號”前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京條約》。

　　-民間商船參與運輸

　　通過水路遷臺的文物一共3批。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除了國民黨海軍軍艦，國民黨還租用了商用客船來運送文物。

　　1949年元旦過后，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大勢已去，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加快了文物遷臺的步伐。但國民黨海軍已經派不出軍艦來了。杭立武無奈之下只得包租了招商局的“海滬號”用以搶運第二批文物。

　　第二批運出的文物共有3502箱，是遷臺文物中最多的一批。這批文物中包括為數眾多的善本書。這些書原本都是擺在書架上，參與人員釘制木箱、建立目錄，忙了兩個月才把它們整理好。這其中包括著名的文淵閣《四庫全書》。

　　-追討日本劫掠文物一并赴臺

　　1949年1月29日，“昆侖號”從下關起航了。這也是第三批遷臺文物，1248箱國寶中包括蜚聲海內外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就在“昆侖號”起航前最后一刻，杭立武又派人送來四只大箱子。這四個箱子里裝著一扇木鏤雕鑲翠玉屏風，這個屏風頗有來歷。它其實是汪精衛送給日本天皇的禮物。抗戰結束后，中國向日本追討劫掠文物，連這件也給追討回來了。而這4大箱里裝的正是從日本追討回來的第一批文物。

　　當時，已經超載的“昆侖號”再也裝不下那四只大箱子了，當禇廉方得知這批國寶的來歷后，便下令將官兵寢室內的辦公桌椅全部拆除，硬是將這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兩年以后，日本又將從中國劫掠的105箱文物分6批陸續歸還國民黨政府，這些國寶后來都直接從日本運往臺灣高雄。

　　-北京故宮現存珍寶如何留下

　　從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2月22日，短短64天里，南京下關到基隆港這條水道上，總共有6個機構的5522箱頂級國寶被運到了臺灣。北京故宮里的文物卻得以保存，沒有流走一件，這一切都是因為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

　　在國民黨運送文物期間，杭立武的電報雪片般地飛向北京故宮，催促馬衡精選故宮文物空運南京。1949年1月14日，沉默了多日的馬衡終于和這位老朋友攤了牌，他在給杭立武的一封信中說：“醫生不讓我坐飛機，因此我暫時不能離開北京，我希望運完這三批文物之后，不要再運了。”

　　-畢生積蓄換張大千畫作

　　除了3趟水路運輸，國民黨還使用飛機運送。

　　1949年12月9日，一架飛機穩穩地停在成都新津機場。它是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的最后一批飛機之一。

　　準備搭乘這班飛機的乘客有“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政務委員”陳立夫、“秘書長”賈景德以及剛剛升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大家都帶上了自己的全部家當，閻錫山帶著兩大箱黃金一同飛往臺灣。

　　正當飛機即將起飛的時候，一輛小汽車載著張大千沖進新津機場。

　　張大千對杭立武說，他帶來了78幅敦煌臨摹壁畫，并請求與這批畫同機撤離。

　　杭立武深知敦煌臨摹壁畫的價值，但眼前的這架已經嚴重超載的飛機卻再也載不下一個人和78幅畫的重量了。萬般無奈之下，杭立武從飛機上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行李當中有他畢生積蓄的20多兩黃金。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個條件，希望張大千將畫作捐出來。1969年，張大千兌現承諾，把這批畫作捐給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本版文字部分引自《臺北故宮》解說詞，特此感謝)

　　拍攝背后的故事

　　三位親歷者講述遷臺秘史

　　周兵是《故宮》的總導演，也是《臺北故宮》的總導演。

　　拍攝《故宮》的時候，周兵就和臺北故宮有接觸，《臺北故宮》算是姊妹篇。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由于戰爭等原因，臺北故宮的65萬件文物，歷經32年的顛沛流離，可謂空前。這段歷史在《臺北故宮》中將被首次觸及。

　　“到底這么多文物是怎么樣去到臺灣，在遷移的過程中又是怎樣被保護完好的，紀錄片會細致入微地介紹來龍去脈，會給觀眾呈現一幅完整的國寶遷徙路線圖。”總導演周兵介紹，從2006年起，《臺北故宮》攝制組兩年中四次赴臺采訪，采訪對象達60多人，非常難得采訪到了當年親歷文物遷臺的三位老人：高仁俊、索予明和昌彼得，從中獲得了大量文物遷臺過程的細節。

　　劇組沒進臺北故宮

　　因為種種原因，《臺北故宮》劇組最終沒能進入臺北故宮博物院進行拍攝，但這并沒影響這部片子的思想性和深刻性。

　　《臺北故宮》與以往拍攝的紀錄片有些不同，它是先有一些影像資料后才進行拍攝的。出品人杜大寧介紹，獲取臺北故宮文物影像資料，單單這一項，他幾乎就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想盡了一切辦法。

　　“把這些影像資料從臺灣運到北京也頗費周折，2006年12月底的一個早晨，天下著大雪，我們一行人到北京十八里店的海關去迎接從臺北故宮運過來的影像資料，我們是抱著一種非常虔誠的心情，來迎接這批珍貴的影像資料。當看到這批文物影像的時候，我就有一種感覺，這部片子有了一個好的開始。拍這部片子，整合這些影像資料，就是在為傳承中華文化盡有限的一點努力。”杜大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