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登場

　　柏楊魏巍離世

　　一個是直陳中國人“丑陋”的老憤青,一個是直抒光榮與夢想的老戰士,這兩個人的離去,留給人們的不只是傷痛與惋惜,更多的是喟嘆,對那個逝去的時代的感慨。無論是柏楊還是魏巍,他們都屬于一類人:永恒地活在人們記憶中的人。《丑陋的中國人》、《誰是最可愛的人》這些文章曾帶給我們震撼和感動,但卻隨著歲月積累層層灰塵,直到掩蓋它所有的光輝。若不是今年兩位老先生的去世,大概很多人已經忘記這些深埋于心中的深切記憶。

　　它們就這樣猝不及防地重新暴露在公眾視野,卻失去了往日耀眼的光環。《丑陋的中國人》誕生于臺灣言論禁錮的時代,他的激烈言論一出,讓柏楊深陷牢獄,卻獲得了英雄般的尊重。但如今,“丑陋的中國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文化符號和象征,學者們開始反思《丑陋的中國人》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就像臺灣學者孫隆基說的,柏楊有魯迅的刻薄而無魯迅的深度。尤其當外部環境寬松時,被迫害的英雄光環也會隨之褪去。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影響了整整幾代人,但他一直堅持的“繼續革命”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卻和這個時代顯得格格不入。作家肖復興說,“屬于魏巍他們那一代人的時代已經無可奈何地過去了。”

　　但無論如何,輝煌的歷史不該被沖淡,曾經的感動與震撼不該被遺忘,我們需要回過頭,帶上對兩位先生的敬意,帶上他們曾經給予我們的沖擊和感動,然后義無反顧地前行。

　　“腦殘‘90后’”登臺

　　去年,我們還在談論著“80后”的是非功過,今年,“90后”卻已然成為新的文化風景。驀然回首,才發現原來90年代出生的孩子們已經成年了。非主流、火星文、“炫富女”……“90后”挾帶著各種光怪陸離的新思想、稀奇古怪的新玩意高姿態地走入我們的視野,看得我們這些“老人”們目瞪口呆,只能以“腦殘”形容之,但“腦殘”是否足以概括“90后”的特質,顯然值得商榷。即使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也該寬容待之,畢竟每個人都曾有過幼稚和叛逆的歲月。

　　在文壇,“90后”作家們帶來的是另外一股年輕的風。當所有人的目光還集中在郭敬明、韓寒這些“80后”作家身上時,“90后”作家已經小荷露出尖尖角。許多出版商都在悄然試水,在“80后”的夾擊下推出多位“90后”作家,如特招進入清華就讀的蔣方舟(1989年出生,自稱“泛90后”)、不幸英年早逝的吳子尤,身殘志堅的女孩張悉妮等,只是沒有一個人足夠分量媲美當年的韓寒所帶來的沖擊。

　　時間,也許是“90后”們最需要的東西,他們需要時間成長、成熟,就如同我們所有人所經歷的那樣。

　　富豪·停刊

　　作家富豪風風火火

　　2008年中國作家富豪榜揭曉后,依然是風風火火,依然攻占著媒體頭條。在年底風起云涌的文化集市,吸引并吊足了作家、寫手、文化看客及網絡草民的胃口,給諸多評論人提供了寫作由頭,給讀者提供了談資,給媒體添了版面,給網站帶來了流量。就連人民網都推出討論專題,稱之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文化標志性事件。與往年一樣,榜單在爭議中引發關注,但與往年不一樣的是,人們對作家致富有了理性的看待,爭議不再集中于“富豪榜與文學無關”之類的老話題,而轉向于榜單是否專業、準確與公正。

　　究竟是作家財富勾起大眾的好奇心,還是人們對文學本身抱有幻想?抑或如知名學者葉匡政所言,這份榜單早就活在每一個與文學相關的人的頭腦中,它已成為左右我們今天文學秩序的一種力量；證明的恰恰不是文學的興旺,而是文學的消亡?頗為有趣的是,高二退學到北京從事編輯工作的制榜人吳懷堯,如今已成為話題人物,甚至推出國內首檔個人媒體品牌《懷堯訪談錄》,與文化名家頻頻對談并受到追捧。難怪有媒體感嘆,中國作家富豪榜已成為吳懷堯個人的護身符和通行證。

　　《譯文》停刊慘慘凄凄

　　相比較暢銷書作家的風光無限,文學刊物的處境顯得更加落魄可憐。11月20日,有媒體報道國家級刊物《報告文學》公開賣版面,只要交錢就能登文章。此事引起了新聞出版總署的高度關注,新聞報刊司副司長張澤青表示,應給予嚴懲。

　　同樣是處境低迷,也有純文學刊物堅持不走“市場自救”的路線,如上海《譯文》,卻在出完2008年第六期后,悄然停刊。加上之前幾家關門的刊物,有評論稱今年為“人文雜志停刊年”。各方聲音在惋惜該刊壽終正寢同時,大多贊同純文學類期刊生存困境由來已久的說法。有統計稱,目前全國近千種文學期刊中,能維持正常循環的不到100種,發行量過萬份的不超過10種。

　　在此狀況下,我們不難理解、也不忍苛責為什么有些文學期刊公開賣版面或者為了迎合讀者,轉向通俗文學市場。作為我們昔日的精神食糧,這些文學刊物的停刊或變味讓很多人痛心不已,但這究竟是“自負盈虧”規則下的犧牲品還是社會文化變革背景下的必然趨勢,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桿秤。窮則思變,變則通,關鍵在于如何“變”,對于低迷的文學期刊市場來說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