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我有幾個問題，是不是允許我提出來問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當然可以，請吧。

　　郭沫若：最近我讀了您的著作《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其中說得[的]“封建制度的基礎……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我覺得這個提示不僅表明了封建制度的本質，同時似乎也可以作為劃分社會發(fā)展階段的一個標準。我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中國，關于社會發(fā)展的階段劃分問題，有很大的爭論。尤其是關于中國的封建社會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問題，不同的學者就有不同的意見，其間的相差竟達到一千多年。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就是耕種田地的奴隸和封建制度的農奴，往往是容易混淆起來，不能區(qū)別的。

　　斯大林：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各個社會發(fā)展階段的確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研究奴隸制和農奴制的不同，還是應該看奴隸的性質：在奴隸制度下，生產工作者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在封建的農奴制度下，生產工作者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

　　研究社會制度問題應該研究純粹的社會狀態(tài)，而不應該去研究那種發(fā)生了變化的狀態(tài)。研究問題應該根據(jù)實際情形，而不應該機械地只是根據(jù)文件或書本來說明問題。

　　最近我看了印度尼西亞的一些“理論家”的文章。據(jù)這些“理論家”說：印尼現(xiàn)在不存在封建制度，因為印尼的憲法規(guī)定土地是屬于國家所有的，這樣在印尼便沒有封建地主了。你們看：這是什么“理論”？這不過是辯護士的理論罷了。其實，他們之所以要說印尼沒有封建制度，是因為他們害怕要在印尼實行土地改革。

　　郭沫若：在社會發(fā)展階段方面，我還想問一個問題：社會發(fā)展是否可以跳躍式地發(fā)展？

　　斯大林：可以的。這要看情況。例如一個民族，它的鄰居——另一個民族很進步，那么，在它的鄰居的強大影響下，這個民族便可以跳過一定的社會階段而發(fā)展。例如，蘇聯(lián)境內的許多少數(shù)民族就是這樣。

　　(按：我知[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一位蘇聯(lián)的歷史學家說：蘇聯(lián)的中亞細亞各民族，自原始公社制度即直接進入農奴制，而越過了奴隸社會的階段。但因為我對中亞細亞各民族的歷史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進一步請問斯大林同志。但我認為：斯大林同志的話，對于馬克思的學說是一個很好的補充。馬克思說：社會發(fā)展階段不能跳躍，那是在無外來影響下的一般情況；但在外來的強大影響之下，事實證明是可以跳躍的。)

　　郭沫若：我正在從事和平運動方面的工作。我感覺到和平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系。在進行民族獨立斗爭時，宣傳和平頗有困難，因為容易妨礙到戰(zhàn)爭動員工作。因此，我們感覺到在和平運動中，適當?shù)卣疹櫟矫褡濯毩�問題，以免使這兩個運動互相對消。因此，我們在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上，曾通過了尊重民族獨立問題決議。當時英國和法國的朋友們，頗以為我們的要求有點過高。但這一次在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上，又一次提出了尊重民族獨立的問題，而且獲得通過。足見在和平運動中適當提出尊重民族獨立的要求，是有必要的。

　　斯大林：不好，這樣不好。和平運動應該就是和平運動，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和平，不應該把民族獨立的要求加進去。我們的和平運動的范圍應該是很廣括[闊]的。如果把民族獨立的要求加進去，人家就會說我們要求和平不是真誠的。這樣，有些人就會不來參加和平運動了。你懂得這個道裡[理]嗎？

　　郭沫若：這個道裡[理]我是懂得的。但是我覺得到了現(xiàn)在，民族獨立的要求在殖民地國家與殖民國家之間，似乎沒有那么尖銳的對立了。因為美國的戰(zhàn)爭政策不僅侵犯著殖民地、半殖民地等附屬國家的獨立主權，同時也侵犯著殖民國家，如英、法等的獨立主權。所以英、法等國的人民一樣在要求獨立主權的尊重。在今天適當?shù)靥岢觯�似乎是可以的�?/p>

　　斯大林：不好。和平運動應該就是和平運動。這個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有發(fā)動戰(zhàn)爭的危險的國家，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等等國家。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要爭取這些國家的廣泛的人們來參加我們的運動，連資本家也要爭取，以便孤立戰(zhàn)爭挑撥者。如果在和平運動中提出民族獨立的要求，就將達不到這個目的。

　　郭沫若：是否還應該照顧到區(qū)域性的不同？比方在亞洲，大多數(shù)國家都有強烈的民族獨立的要求，是否要照顧到這種要求，以便順利地開展和平運動？(我并且舉出了最近在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上朝鮮、越南兩個代表團不滿意大會未把解決戰(zhàn)俘問題辦法及要求撤退外國軍隊寫入宣言的事情。)

　　斯大林：不好。你們不要把兩件事混在一起。民族獨立的工作，要另外來做。你懂得這個意思嗎？

　　郭沫若：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我懂得了。我還有一件事想請問斯大林同志的意見，這問題我已向法捷耶夫同志提出過了。這個問題就是：約里奧·居里表示想要到中國去，如果法國局勢更惡化，以致他不可能再在法國活動的話。這樣他可以一方面幫助中國研究科學，另一方面仍可領導和平運動。斯大林同志對這件事的意見怎樣？

　　斯大林：(把鉛筆擱下了一會[兒]，然后繼續(xù)在紙頭上畫，聲調高了一些)：法國朋友太感情了。法國的局勢不會變化得像所說的那樣利[厲]害。就是局勢變得再壞些，他為什么就那樣容易地考慮離開自己的祖國？他應該學習日本的德田球一同志的榜樣，他在祖國工作下去，一直坐了十幾年監(jiān)獄。他做和平運動有什么不好？法國政府要逮捕，就讓它逮捕吧。要坐監(jiān)，就坐監(jiān)吧。我想，用不著十多年，法國就可以解放了。他也應該學習一個法國的女孩子的榜樣，她為了阻止法國政府把軍火運到越南去屠殺越南人民，而臥在鐵軌上。他當一個民族英雄，這有什么不好？我假使是約里奧·居里，無論環(huán)境怎樣惡劣，我是決不輕易離開自己的祖國的。

　　你們不應該勸他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