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國與蘇聯建立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戰略關系，兩國之間開展了各個層次的交流。在那個年代，很多中國專家學者有機會與蘇聯的同行甚至蘇聯領導人交流。不過，與蘇聯高層領導人特別是同斯大林接觸過、探討學術問題和政治方略的中國專家卻不多。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世界和平理事會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世界人民和平大會。來自85個國家的近2000人參加了這次聲勢浩大的盛會。大會由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主持。中國政府派出了由宋慶齡任團長、郭沫若任副團長的108人代表團。約里奧·居里和宋慶齡同時擔任大會執行主席。會后，應蘇聯文化協會邀請，宋慶齡、郭沫若率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參觀訪問數日。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會見了宋慶齡和郭沫若。這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會見中國客人。

　　在會談中，斯大林僅向宋慶齡和郭沫若提出了若干有關中國的國情問題：農民的生活改善，婦女參加工作，知識分子對現狀是否滿意，小學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學數量的增加，語言情況(如漢語的特點、學習方法與改革)。宋慶齡、郭沫若對這些問題作了或略或詳的回答。郭沫若告訴斯大林：中國廢除了英美式的大學制度，學習了蘇聯的經驗，進行了院系調整，增加了專門學院。斯大林不時介紹蘇聯的經驗，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郭沫若向斯大林提出了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關系到社會發展的階段劃分標準、耕種田地的奴隸與封建制度的農奴的區別。斯大林解釋了奴隸制與農奴制的區別，強調研究社會制度問題應研究純粹的社會狀態。郭沫若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學術界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起始時間有很大爭議。郭沫若早在1930年就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論證中國古代存在奴隸制社會形態。在1952年2月出版《奴隸制時代》一書，論述春秋與戰國之交是中國奴隸制社會的下限。

　　郭沫若曾從一位蘇聯歷史學家那里得知:蘇聯的中亞各民族從原始公社制度直接進入了農奴制。他當面向斯大林請教：社會是否可以跳躍式地發展？斯大林回答：“可以的”，并舉例作了說明。郭沫若認為斯大林的話是對馬克思學說的一個很好的補充。

　　斯大林作為革命導師，會談時顯得居高臨下。比如，聽了宋慶齡對中國變化情況的說明，他說：“我所期待的不是這樣的回答。”當郭沫若談到在和平運動中應尊重民族獨立的要求時，斯大林一再強調“不好”，對郭沫若談話的口吻如：“你懂得這個道理嗎？”“你懂得這個意思嗎？”

　　郭沫若向斯大林透露：約里奧·居里表示，如果法國局勢的惡化使他不能繼續在那里活動的話，他就想到中國去。這樣，他既可以幫助中國研究科學，又可以領導和平運動。斯大林聽了這個消息，“把鉛筆擱下了一會[兒]，然后繼續在紙頭上畫”，提高聲調表示反對居里離開自己的祖國、“逃亡”到中國。他認為，即使法國局勢變得再壞些，居里也應該在其祖國搞和平運動，甚至像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德田球一(1894—1953)那樣坐牢十幾年。如此，斯大林似乎是按照一個和平運動的政治英雄來要求居里的。

　　其實，居里夫人的女婿約里奧·居里首先是科學家，其次才是社會活動家。作為第二代居里夫婦，他和妻子共同研究核物理，于193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48年領導建成法國第一個原子反應堆。中國科學家錢三強、何澤慧夫婦曾在他們的實驗室完成了出色的研究工作。居里夫婦曾幫助中國購買書籍、儀器等研究原子能用的珍貴物品，并在1951年協助中國人將那些物品帶出法國。

　　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希望在科技、工業、教育、軍事等領域得到蘇聯的援助。50年代初，蘇聯開始大規模向中國轉移工業技術，與中國進行科學交流，但在提供尖端科技方面卻十分謹慎。因此，我們是否可以大膽推測：斯大林并不希望西方頂尖的科學家，尤其是核物理學家到中國，幫助中國人開展尖端研究？當然，這個推測尚須得到史料的支持。

　　為了研究中蘇科學技術合作，我們在查閱部分中國科學院的歷史檔案時，偶然發現了1953年1月27日郭沫若口述、廖蓋隆筆錄的《和斯大林同志的談話》，該檔案的卷內備考表中記：“本材料系從財務檔案庫內清理立卷”。這份檔案告訴我們：1953年1月13日晚10時到11時50分左右，斯大林會見了宋慶齡和郭沫若，為他們做翻譯的是蘇聯漢學家、外交官費德林。現將筆錄文字整理出來，供有關研究者參考。

　　郭沫若、宋慶齡和斯大林的談話記錄

　　1953年1月13日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我和宋慶齡先生進[晉]見了斯大林同志。會見的時間是從下午十時開始到十一時五十分左右結束。這次談話是由費德林同志擔任翻譯的。

　　宋慶齡先生首先給斯大林同志送了禮物——一件精致的象牙雕刻品。斯大林同志說了“謝謝”。然后即坐下來開始談話。斯大林同志是一邊用藍色鉛筆在紙上畫畫、寫字，一邊談話的。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很好，態度很安詳，談話的聲音很平靜。以下是談話的大概情形。

　　斯大林(問宋慶齡)：中國的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你覺得怎樣？

　　宋慶齡：是的，由于革命的勝利，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感謝斯大林同志對我們的幫助。

　　斯大林：我所期待的不是這樣的回答。

　　中國人是好人，很樸素，很勤勉。帝國主義者要把中國人弄成壞人，但是他們來不及做到這樣。

　　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很要緊的。敵人可以把一個民族的人變成壞人，但是不能使它的文化變質。

　　中國的農民的情形怎樣？他們的生活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改善？

　　宋慶齡：是的，農民的生活普遍地有了很大的改善；最近又有了速成識字法，他們正在普遍地學習文化。

　　斯大林：中國的婦女們的情形怎樣？她們是不是已經和男子一樣地參加工作(勞動)了？

　　宋慶齡：是的，中國的婦女已經得到了解放，她們中間的許多人已經和男子一樣參加工作。

　　斯大林：婦女的工作能力是很強的。在蘇聯，婦女和男子同樣地做工作。應該把中國婦女從廚房里，從家庭中解放出來。

　　中國知識分子的情形怎樣？是不是還有人不滿意現狀？

　　宋慶齡：中國知識分子不滿意現狀的已經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