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浙大 詩文民俗并舉

　　1928年夏, 正當鐘敬文努力追求思想與學術進步的時候, 遭逢了涉世以來的第一次打擊, 學校保守勢力借口他經手付印的《吳歌乙集》問題,解除了他的教職。在錢塘江潮水高漲的時候，鐘敬文應朋友劉大白之邀, 到了杭州。

　　西湖秋色安撫了這位遠來的異鄉游子，催發了他的文學情思。在杭州，鐘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教外，還熱心于散文、小品的寫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記》(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創作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郁達夫對鐘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評價，“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鐘敬文的散文創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如果鐘敬文沿著這條文學之路走下去，中國也許會多了一位文學大師，但中國就會少了一位民俗文化研究的大學者。

　　鐘敬文在熱衷于文學創作的同時，并沒有忘記“五四”的精神滋養，沒有忘記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學與民間文化兩條道路的比較中，鐘敬文選擇了后者。在杭州他團結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月刊)、《民俗學集鐫》及民俗學叢書。杭州時期，是鐘敬文學術上迅速成長的時期，他不僅致力于民間文學的搜集、研究，寫下了多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章(這些文章至今仍然為學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同外國同行建立學術聯系。一時間杭州成為繼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研究重鎮。

　　鐘敬文的人生抉擇對于他個人的情趣來說，是一種犧牲。他在95歲生日時說，我在選專業道路時，主要是從社會需要出發，而不是從個人角度考慮。文學的興趣我一直保持，不過那是一種“余事”。秉承著傳統文化精華的鐘敬文，更看重的是肩上的社會責任。

　　吸取滋養 東渡日本求學

　　為了直接吸取國外文化理論的滋養，1934年，鐘敬文毅然放棄優厚的教職，東渡日本求學深造。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鐘敬文勤讀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理論著作。在跟著名神話學家西村真次學習神話學期間，鐘敬文在當地的《民族學研究》、《民俗學》月刊等學術雜志發表了多種關于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的論著，還結識了日本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實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內好諸君，推進了中外學術交流。同時保持著與國內民俗學界的聯系，他在《藝風》雜志上主編“民俗園地”，向國內介紹民間文學、民俗學理論，發表民俗與民間文學的記錄資料，并為此刊編輯了幾期學術專號。鐘敬文在日本期間撰寫了《民間文藝學建設》這篇重要學術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問題，為建設中國自己的民俗學學科體系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1936年夏，鐘敬文從日本回到了杭州，繼續從事著民間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他與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舉辦了“民間圖畫展覽會”，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來的民間繪畫、木刻藝術品，此舉在當時得到社會輿論與各界好評。浙江省報《東南日報》為此特別發表社論，稱展出“為國內文化界的一次創舉，頗饒深雋意義”。將民眾固有藝術展示給世人，對于保存與傳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的促進。

　　身居京華 開創民俗新天

　　1949年5月，鐘敬文響應黨的號召，回到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藝代表大會，之后，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并先后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務長、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職。

　　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鐘敬文當選為副理事長，主持該會的日常工作。他先后創辦了《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文學遺產》等刊物，為民間文藝研究提供園地；在北京師范大學等大學講授民間文學(后改名人民口頭創作)，并創建全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1953年鐘敬文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開設了第一個研究生班，為新中國培養民間文學領域的高級人才。好景不長，“文革”中，鐘敬文的學術生命被無情地中斷了10年之久。

　　歲月蹉跎，老當益壯。1976年，73歲的鐘敬文進入學術第二春。1979年，他為恢復民俗學的學術地位而呼吁奔走，親自邀集顧頡剛、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白壽彝、羅致平等七位著名學者聯名倡議建立中國民俗學會。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鐘敬文當選為理事長。為了推動和協助各省市這類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東，西至蘭州、四川，南至兩廣，東至上海、杭州、寧波，參加成立大會，參與學術討論，進行學術演講。

　　鐘敬文先生十分看重民俗學的教學科研工作，先后兩次組織全國高校教師編寫專業教材與理論普及讀本——《民間文學概論》、《民俗學概論》。在鐘敬文等老一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民俗學現已被列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民俗學從一個民間的學術門類上升為國家發展的規劃學科，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的進步。鐘敬文先生為之奮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學事業終于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在北京師范大學，他先后領導創建了“211”工程重點學科與國家重點文科研究基地，培養了近50位博士、博士后，以及來自全國各地民俗訪問進修學者，他們絕大部分成為全國民俗學民間文學教學研究的骨干力量。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鐘敬文先生還有著重要的學術兼職，1984年他被推選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主席，民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間文學集成的編纂，這是一個有“文化長城”之譽的大工程。鐘先生的任務是組織、領導并具體參與全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搜集與編篡工作。他將這項工作視為傳承與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盡全力支持這一工作。

　　他還先后出版了《新的驛程》、《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標志著學科進步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的著作，發表了數十篇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術論文。在鐘敬文先生的帶領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成為中國民俗學建設的重要基地，北京師范大學的民間資料庫、以及正在建設中的民俗博物館，成為開展中國民俗研究的信息中心與資料中心。

　　志存高遠的鐘敬文先生，并沒有為已取得的成績而滿足，他在95歲的自壽詩中表露心跡：“事功未竟意難安”。他認為自己所倡導的民間文化事業還遠遠沒有成功，他不斷地思考著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方向。1999年他推出了理論新著《建立中國民俗學派》，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國民俗學的新主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2000年鐘老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中國民俗史》，直到臨終之前, 他還在進行《中國民俗史》的編寫。民俗學學派的旗幟已經豎立，中國民俗學界的領軍人物、百歲高齡的鐘敬文教授創造了一個生命的奇跡、學術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