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開始說：有的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么打？集中1萬5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可以去學嘛。

　　毛澤東講到的“一個小縣”，是指河北新城縣。毛澤東認為，集中這么多工作隊員在一起搞運動，人太多了，既沒有必要也不需要這么多。運動不應該只依靠工作隊，應該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眾。他說：扎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變。

　　毛澤東接著說：“要那么多工作隊干什么？小站一個陳伯達就行了。他扭過臉問劉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還說：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他又說：(應該)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對干部也要宣布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干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塊、百把塊、兩百塊的，他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

　　毛澤東還表示，運動中發動群眾，要做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斗爭，不要讀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樣扎根串聯，“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過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對劉少奇進行不點名的批評。他說：我聽說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聯，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毛澤東說：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

　　毛澤東還講到了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按：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么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

　　講到這里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于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理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

　　毛澤東當即說：怎么沒有？張霖之就是。

　　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經毛澤東這么一說，劉少奇不敢再說了。

　　毛澤東如此尖銳地批評劉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及如何搞法這些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這個主要原因外，也與當時正在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各地反映的情況有關。在這次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調整國民經濟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會代表也都認為各方面的形勢越來越好。在這天的會議上，宋任窮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插話說：“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這種氣氛，各地對‘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的不滿。”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文件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這個文件不但條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

　　“二十三條”與“十七條”比，增加了“形勢”，“搞好運動的標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抓面的工作”，“干部問題”、“建立貧下中農協會”和“思想方法”等七條，去掉了“集團問題”這一條，全文共23條。

　　在“二十三條”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親自對文件作了多處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辭很嚴厲的批語，如：“不是說什么社會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說什么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二十三條”去掉了原“十七條”中關于“扎根串聯”的相關內容，代之以“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干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實行群眾、干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

　　此外，“二十三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后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為“五反”運動，以后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

　　1月14日，此次歷時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終于結束了。可是，這次會議卻造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這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巨大的裂痕。經歷了這次會議的許多人都為這種情況的出現而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到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也為此主動找毛澤東談話，并作了自我批評。他還在自己家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他人的批評和幫助，并且讓陳伯達將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然而，劉少奇的這些努力，并非達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開會時，劉少奇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澤東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事已至此，兩位偉人之間的裂痕已是無法彌合了。

　　經歷了這個過程的薄一波后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么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已有649個縣結束了“四清”，占總數的32%。已經基本結束的有北京、上海兩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遼寧兩省。從196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對“四清”運動已不大感興趣，認為“四清”也好，與“四清”同時進行的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反修防修”問題，轉而醞釀發動一場新的自下而上的運動，來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 (來源：書摘 作者:羅平漢；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