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人民公仆的地方官員沒有權(quán)力就“中華文化標志城”這個重要命題下斷語、做決策，他代表不了全中國的民意

　　 文/陶短房(旅加作家)

　　在本次“中華文化標志城”事件中，面對108位政協(xié)委員的簽名反對和全國民眾的廣泛質(zhì)疑，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張振川表示，濟寧的“中華文化標志城”“允許有爭議，但是肯定要建”，表現(xiàn)出讓人詫異的決心和意志力。

　　當年秦滅六國，秦始皇“寫放六國都城宮室”，在渭河南岸搞了個規(guī)模宏大的復(fù)制宮殿群體，把渭南建成了“秦國文化標志城”。他不單“肯定要建”，而且連爭議都不允許，可謂從嚴務(wù)實、雷厲風(fēng)行。

　　當作“世紀工程”建設(shè)的渭南“秦國文化標志城”，最終只有可憐的17年壽數(shù)。張振川市長的權(quán)勢當然不比秦始皇，當今和諧社會也不是秦代的一言堂，濟寧的人力物力更遠不及新滅六國、一統(tǒng)宇內(nèi)的秦王朝，兩相對照，竊以為張振川市長等還是再三斟酌、慎重決策。

　　雖然張振川市長否認“中華文化標志城”將耗資300億的確切數(shù)字，但也承認花錢不會少。在當代社會，納稅人的錢必須通過合法程序才能動用，重大建設(shè)項目必須公議，是最基本的行政法則。

　　從這一意義上，張振川市長根本無權(quán)說“肯定要建”或“肯定不建”，因為地、錢、中華文化，都非他的私物。

　　濟寧市稱，中華文化的主流是漢文化，漢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發(fā)源地是濟寧，因此“建設(shè)地是比較明確的”。

　　且不說中華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nèi)有56個民族，漢文化的形成也是百家爭鳴、甚至吸收外來文化精華而逐步完善的；即使山東境內(nèi)，除了孔孟儒學(xué)，春秋戰(zhàn)國時代還有流派璀璨的稷下學(xué)派，有管仲的重商主義，有縱橫家的足跡，甚至有東夷文化的流傳，就在濟寧不遠的臨沂，便是中國乃至世界軍事理論的巨子——“兵圣”孫子和孫臏的故里。

　　由此可見，即使說，儒家文化代表了山東一省春秋戰(zhàn)國時文化的主流，恐怕都不無爭議、不無勉強；如果說儒家文化、或確切地說濟寧的儒家文化，可以代表上下五千年漢文化的主流，其說服力恐怕就更蒼白了。

　　在說服力不足的基礎(chǔ)上，不論怎樣大興土木、勞民傷財，不論建成的“標志城”如何雕梁畫棟、美輪美奐，也很難有文化的感召力，很難真正成為海內(nèi)外華人心目中的“中華文化標志”吧？

　　即使退一萬步，承認儒家文化、乃至濟寧的儒家文化就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是人們行為規(guī)范的最佳指導(dǎo)，那么恐怕“中華文化標志城”的立項就更沒道理了：眾所周知，孔子一向堅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通俗地講就是該中央說了算的地方不能隨便決定，該由中央級別建造的東西地方不能隨便亂搞。

　　當年魯國的權(quán)臣季孫、叔孫和孟孫氏分別搞了一座“都城”，就被孔子視作“違章建筑”，強行拆遷了3座中的兩座；而魯國大臣在聯(lián)歡會上用了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64人組成的舞蹈團)，也被孔子正言厲色地教訓(xùn)了一番。

　　照這個標準，代表整個中華文明的“中華文化標志城”自然應(yīng)該是全民檔次、國家級別，自然該由中央、由全民來下“該造”或“不該造”的斷語和決策。

　　文化標志是在漫長歲月中潛移默化、約定俗成的，而不是人為樹立、權(quán)威生造可以成事。

　　自秦始皇以降，搞這種“人造文化標志”建設(shè)的人不在少數(shù)，如紂王搞過別都朝歌，武則天搞過“萬壽通天石闕”，其結(jié)局都算不上精彩。張振川市長不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83個地級市市長中的一位，2987名全國人大代表中的一員，是一個地方政府的人民公仆，喊出“肯定要建”肯定是越權(quán)了的——人民公仆、民意代表沒有權(quán)力就“中華文化標志城”這個和國家財政、全國民眾、全球華人息息相關(guān)的重要命題下斷語、做決策。

　　其代表不了全中國的民意，正如“中華文化標志城”代表不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一樣。

[上一頁]  [1]  [2]  [3]  [4]  [5]  [6]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