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后，林默涵奔赴延安，進入張聞天兼任校長的馬列學院學習。在那里，他結識了哲學家艾思奇。1940年，中共中央創辦綜合性理論刊物《中國文化》，林默涵在艾思奇推薦下，和他一起編輯這份雜志。

　　林默涵后來回憶說，當年茅盾、丁玲、劉白羽、何其芳等人的很多名作都發表在《中國文化》上，由于編輯部人手不足，他一個人擔負起組稿、編輯、校對等多道工序，印刷廠地處距離延安六七十里的安塞，他經常騎著一匹瘦馬來回奔波。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林默涵與時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相識，這段友誼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1942年，時任延安華北書店總編輯并在《解放日報》副刊部兼職的林默涵，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來的請帖，邀請他參加于5月2日下午在楊家嶺召開的一個座談會———這就是后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林默涵后來多次表示，延安文藝座談會對他后來長期從事文藝工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從那時起，他找到了另一名精神導師：毛澤東。

　　主管宣傳

　　　　那時他很忙，有時很晚了，中央領導一個電話，他就要去匯報工作

　　1950年，林默涵被任命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1952年調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處長；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

　　在林家三名兒女的兒時記憶里，那時父親總是很難有時間和他們說上幾句話，白天晚上都在開會、談話、起草和批閱文稿，經常還要去看演出。有時很晚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那邊一個電話，就要立即去匯報工作。

　　孫小林回憶說，那時她經常跟著父親去看戲，可這并非父親的娛樂消遣，而是了解文藝情況的一種工作方式。

　　時任《人民日報》副刊主編的李希凡記得，那時他寫作的每一篇大稿都要拿到林家審閱，常常已是深夜，身材瘦弱的林默涵伏案審稿，年輕十幾歲的他則站在一旁等候，盡管林很少訓人，但他改稿極其認真，一個標點、一個錯別字都會被標出來，讓等候審稿的人大氣不敢出，正所謂“不怒自威”。

　　“他都是以說理為主，講話做事邏輯性極強。”李希凡說，很多聽過林老報告的人都說，他的講話記錄下來一個字都不用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胡風事件”

　　　　一批私人信件被輾轉送到毛澤東手里，胡風由此跌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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