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仲兵簡歷

　　1939年生于福建長樂市。1963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學院(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文革”中兩次入獄，1978年平反。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錯案里，鄭仲兵的案子在知識分子中是比較靠前的。后調中宣部理論局工作。1995年出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總干事。主持名人口述史——《往事》。對于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的歷史，鄭仲兵是親歷親見者，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記略》，主編了《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

　　鄭仲兵坐在沙發上，語調平緩地講述他在“文革”中兩次入獄的遭遇。偶爾還會笑幾聲，為了那個時代的荒誕，讓我看不出他內心的苦難，直到他突然忍不住哽咽著哭了。

　　在北京功德林監獄，他和獄友每天兩頓飯，各有兩個小窩頭可吃。有一次，端進牢房的窩頭沒有蒸過，是生的。“大家都傻了，說這怎么吃啊。剛好外頭有一個解放軍戰士，走進來說：”你們還想吃蒸過的啊？你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告訴你們，今天是五一勞動節，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他媽的，你們這群王八蛋還想吃他媽蒸過的窩頭！你們想想，你們一個人一天四個窩頭，八個人，四八三十二，這么多窩頭拿來喂豬的話，能養活多少頭豬，能為國家生產多少斤肉？‘說完以后把門又給鎖上了，把我們都撂在里頭。“鄭仲兵說，他和獄友都相顧無言，特別難受，”那時候人們的政治信念、政治信仰特別強烈，五一勞動節可是我們自己的日子啊，這時候就聽見嗚嗚咽咽的哭聲。“

　　往事有些不堪回首。這不只是鄭仲兵一個人經歷的苦難。“文革”結束后，在胡耀邦主導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開始啟動。據新華月報社所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至1982年底，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解放。

　　平反冤假錯案給予受迫害者久違的正義、撥亂反正，并為重塑政權合法性奠定了基礎，對其意義怎樣評估都不過分。但歷史的確有其吊詭的一面。延續至今的主流話語仍是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兩極分化的臉譜化敘事模式，這的確有簡化歷史之嫌。也許在堅持基本的是非判斷基礎上，30年的時間可以讓我們較為冷靜地去還原那個癲狂年代的復雜性。

　　“我覺得我也好，其他許多受迫害的人也好，其實都整過別人，都做過荒唐事或者混蛋事。這其實是特定政治氛圍里產生的現象。我父親也老說他如何遭受”四人幫“迫害，我說你也搞過很多不對的事，要說就得全面地說。其實沒什么了不起的，歷史本來就是這樣的。”晚年致力于口述歷史工作的鄭仲兵如是說。

　　“新中國最大檔案搶劫案”

　　戚本禹說過：鄭仲兵走得很遠了，再走一步就會掉下萬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謂的“大紅人”了。批“三家村”的時候，統戰部成立了五人小組，我是小組成員之一。我很年輕，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學的時候，我就開始發表文章，我寫過一篇《孫中山和列寧》，有一部分發表在當時的《學習》雜志(后來更名為《紅旗》)上，當時別人都以為是我父親寫的。所以我十四五歲的時候，鄧拓曾經想收我做徒弟，后來“反右”了，這個事沒辦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就留在學校教西北民族歷史。“文革”開始后不久，劉少奇、鄧小平下令派工作組進校。民族學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我是學校革委會的副主任兼系里的革委會主任。

　　派駐工作組不久，有學生貼大字報，給工作組、統戰部和民委提意見，說他們壓制“文化革命”。工作組開會決定要處置這些學生，說他們是“右派”，要打成反黨分子。我當時不同意，說了一些保護學生的話。工作組認為我是他們的后臺，所以就冷落我，開始整我。但是說實話，整得不是很厲害，沒有批斗，就是批判我，并且把我歷史系主任、革委會的職務都撤了。開會什么的也不找我了。

　　后來毛澤東要求撤銷工作組，學生就起來趕走了工作組，成立了要“自己來掌握自己命運”的“文革臨時籌備委員會”，用巴黎公社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就把我選上了主任，因為他們知道我為學生說話受到“迫害”。我不肯當，就找一個學生當主任，我后來也同意了當副主任。

　　“文革”繼續往前發展，大量的學生都去外地串聯。我作為年紀比較大的、被學生選上的教師，覺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里守著。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里頭，有人給我打電話，說中國科學院學部、地院東方紅這些組織搶劫了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的全部檔案，問我怎么辦？沒多久，他們把搶劫檔案的幾個負責人抓住了，問我怎么處理。我說這是違反黨紀國法的，我們處理不了，把他們送到公安部去。他們確實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們拘留了。

　　我們也很快把這個狀況向公安部報告，公安部把這個情況向周總理報告了。周恩來就說，民族學院這些學生，制止搶劫檔案的行為是很對的，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檔案搶劫案，然后表示要接見我們。我們也覺得我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但是大概兩三天后，突然間公安部發表了一篇“某負責人講話”，高度肯定了搶劫檔案這個行為，說他們實際上是保護檔案，而把搶檔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為是當時“保守派”對“造反派”的反撲。當時沒說某負責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義，大家認為就是謝富治的意思吧，實際上后來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意思。

　　在這種情況下，有大批的隊伍進來，就在民族學院把我給劫持走了，當時在京的民族學院“文革臨時籌委會”的委員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禮堂批斗，說我們迫害革命左派。然后他們就念了“公安部某負責人講話”，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關起來了。這就是第一次入獄。

　　我父親鄭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親原來和關鋒、戚本禹同事，都是《學習》雜志各組的組長，后來他倆把我父親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擔任文藝組成員。我父親當時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當時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劃清界限。然后戚本禹就說，鄭仲兵走得很遠了，再走一步就會掉下萬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說，好吧，意思是還要救一救我的。大概過了十幾天，這中間也提審過我幾次，然后就說要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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