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3日，是咱們共和國的老主席楊尚昆同志誕辰100周年。

　　他和李伯釗媽媽唯一的寶貝女兒楊李，囑我寫一篇紀念文章。

　　棄我去者，往事百轉腸回；提筆漫憶，謹獻一瓣心香。

　　楊李的小名叫妞妞。從我出生一睜眼兒就見過她，打記事起就認識她。我印象里她童年的樣子，鼻子和下巴兒被忽略了，沒一點影兒；小紅臉蛋圓圓的，上半部分是一對黑多白少的大眼睛，整天笑哈哈的嘴，幾乎占滿下半個臉。不論何時何地，一聽到那天籟般特有的笑聲，就知道她蹦蹦跳跳地來了；還沒見人影，就想得出，整齊的“妹妹頭”肯定也隨著蹦跳一飄一落的，簡直可愛極了。這小不點兒又喜慶、又聽話、又乖巧、又機靈，從不惹禍，人見人愛，在“海里”的女孩兒中知名度最高。無論大人小孩，都不由得被她吸引了去，自然更是她爸爸的掌上明珠。

　　在稱謂上，中南海有個通例：孩子們對比自己父母年長的，叫伯伯、媽媽；年輕的，叫叔叔、阿姨。僅對朱德總司令例外，因李訥叫“爹爹”，大家也都一律稱“朱爹爹”。妞妞的爸爸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大小事務總管，理所當然成了最著名的孩子王。本來，對楊尚昆和李伯釗夫婦，我應叫尚昆叔叔、李媽媽。按通例，孩子們圍著“孩子王”，你一句伯伯，我一聲叔叔叫得挺親熱，只是妞妞嫌亂，噘起小嘴高聲抗議：“什么叔叔、伯伯，他是爸爸！”“啊哈！爸——爸？”“叫我媽媽李媽媽，叫我爸爸就該是楊爸爸！”妞妞自有妞妞的邏輯，眾人語塞！孩子們本來就跟這父女倆要好，又覺得這稱呼挺好玩兒，便喊起“楊爸爸”。

　　“楊爸爸”還真當之無愧！他絕對是“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在孩子們身上傾注的心血、感情和精力，可以說超過許多家長。我二哥失戀，父親讓楊爸爸以“組織”名義耐心與他談話；我姐鬧情緒想轉學，不敢與父親談，找楊爸爸傾訴。我小時學畫，楊爸爸看了點頭說，“畫得不錯，就是缺個印”。不久，他找了兩枚章石，讓中辦一位秘書刻了名字拿來，蓋在我亂七八糟涂鴉式的“畫作”一角，還真的提氣增色。我13歲那年當兵鍛煉，在小西門站崗，楊爸爸幾乎天天借中飯、晚飯后的散步，繞道來“查哨”。因為正趕上“大比武”，訓練多，他親自調閱檢查我們各訓練課目的成績，在放影廳“通報表彰”，鼓勵各家孩子下鄉、下廠、下連隊鍛煉。

　　我出生時，周圍大多是軍人，可以說生于軍帳，長在兵營，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論從哪方面講都笨笨的，大人們總喜歡逗著玩。今天一個叔叔刻把槍，明天另一個叔叔做柄刀，我整天沖呀殺呀滿院子瘋。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后的一天，記不清是誰給我畫了一副肩章，花里胡哨的，用別針釘在肩膀上，我那個得意勁兒就別提了。正巧楊爸爸走過，細看了看：“跟我來。”我莫名其妙，歡天喜地跟著到了懷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懷、陳毅三位元帥和小平叔叔在門口說著什么，楊爸爸拉著我過去：“看看咱們未來的將軍！”幾位老總圍著我，躬身瞇眼細看我的肩章，陳毅叔叔嘟囔著：“嗯？肩章還有字吶——‘芝麻醬’！”頓時一片爽朗的大笑。小平叔叔按著我的腦袋，把我推進會議室里，更是引出哄堂歡笑。在身經百戰的將帥中間，我鼓肚昂頭，可以想象，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楊爸爸將我拽出懷仁堂：“去！玩兒去吧！”我簡直是飄然欲仙，腳底生風。之后有好長一段時間，“芝麻醬”成了我的別稱“雅號”，甚至到三年困難時期，我竄到哪個大灶食堂，大師傅還冷不丁拿出五分錢一小碟的芝麻醬免費供我解饞。這在當時，可是極其罕見、特別實惠的優待。

　　五十年代，因居住相鄰，有四家在中南海西樓飯廳吃飯。彭老總和楊家人口少，吃得好。我們和朱爹爹家孩子多，平日都住校，一到節假周末，就是大盤大盆的端上桌，頗有些“瓜菜代”，成群小崽子眼巴巴瞅著裝斯文。家長一走，頓時斯文掃地，哄搶作一片。每逢此，彭伯伯和楊爸爸就把暗中多加的飯菜端過來，看著大小孩子風卷殘云，爭食搶飯舔盤子，連指揮帶議論，中間也連帶些許回憶和感慨。我是個乖孩子，埋頭海塞時也留意過。只記得，兩位老人家一邊瞧熱鬧，一邊說起長征過草地。后來，我才知道他倆是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過草地時，我父親也在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而毛伯伯、朱爹爹在長征中就更是無人不曉了。我聽說，他們歷經無數最慘烈的浴血拼殺；眼下，又沉浸于這種細心呵護的舐犢之情。那“耳濡”與這“目染”，有如天壤不一。然而，置身其中又那么自然、和諧與真切。這一場景之所以深刻于心，也緣于之后不久就發生的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之后，一次飯畢，彭老總要與父親談談。因餐廳的另一半是用屏風隔開的會議室，他們就轉過去談。我在飯桌上“打掃戰場”，看到楊爸爸站在屏風這邊側耳傾聽。彭伯伯說話的聲音大而急，滿口湖南腔，我一句也聽不懂。忽然，他厲聲高喊了一聲：“尚昆，你也過來！”我嚇得屁滾尿流，撒腿就跑。這場景，如今仍歷歷在目，而紅三軍團三位巨頭戰友之間的交談，一個孩子即使在場細聽，也肯定絕難理解。

　　“文化大革命”前夕，楊爸爸和羅瑞卿叔叔、彭真叔叔、陸定一叔叔首當其沖，第一批被打倒。據說楊爸爸的錯誤是私錄毛主席和常委的講話，還和羅瑞卿等人一起積極參與反黨活動。我敢說，聞者莫不納悶，既不可想象，更無法理喻，但那年頭，就那么怪，大家也就那么“信”了！196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大西門打籃球，透過賽場觀眾，看見妞妞跟著一輛滿載家具的卡車緩行，一副“已是黃昏獨自愁”的樣子，迎著夕陽，垂頭走到門口，登車而去。在場的人們議論，說楊家搬出去了。我心里感到異樣：兩小無猜、一塊兒長大，臨走也沒來得及說句什么。說實在的，就是放在今天，她若真的來告別，我又能說什么呢？

　　直到1967年4月，在清華大學十萬人批斗大會上，我才又遠遠地見了一眼楊爸爸……不久，又見到妞妞，自是悲喜交集。那時，和平里東有座五號樓，是著名的“黑幫樓”。我們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會的關注，不分白天黑夜，就來個“突然襲擊”“查戶口”。我們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櫥架子上，或蹬窗上樓頂，小時候在軍隊里學會的隱蔽、攀登、越野本領都派上用場，練到爐火純青。

　　1968年年底，又巧了，妞妞和我被同時分配下鄉，而兩個學校又安排在同一個縣。我算被“勞改”，她雖是插隊知青，也屬被監督之列。我們用雞毛信方式，打密語暗號，約定時間地點，溜出幾十里相會。坐在白楊樹林間的草地上、渠墚邊，天南地北地聊，追憶似水年華，共抒對親人的思念。聊到盡興，寵辱皆忘……現在想起，還挺浪漫。六年后楊爸爸被“解除監護”，下放山西“接受審查”。妞妞去陪伴，走了。我雖更孤獨、更寂寞，心底卻真為她高興：總算能與父母在一起啦。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楊爸爸回到北京。我去看望，他顯老了些，瘦了許多，比過去嚴肅了，然而目光炯炯有神，仍是那么有親和力。不久，我母親也出獄了。

　　以后二十年間，不定期的，楊爸爸總惦記著請我們去談談。開始，他和媽媽談當年與父親相處的許多事，而媽媽又因我是學歷史的，讓我作陪旁聽。日久了，楊爸爸一見我，也愛回憶往事。他記憶力非凡，黨史軍史上有許多謎團疑案，搞不清原委，他幾乎全能講得一清二楚。當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忽然問我：“你說說，為什么毛主席晚年要打倒你爸爸？”我可真哭笑不得，回答說：“您與毛劉是長期的老戰友了，怎么問我呢？我每次見您都想問這個問題，一直沒好意思開口。”他沉吟良久，抬頭自語道：“想不透哇，想不透！”幾乎完全一樣的問題和場景，也出現在彭真叔叔與我的談話中。說實在的，他們那一代生死至交都百思不解，后世之人就只有枉猜妄評，恐怕永久也難想透了。

　　“似曾相識燕歸來”。回到父親身邊的妞妞，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整日歡笑，撒嬌打諢，風風火火，完全看不到“文革”悲慘日子中凄惶的影子。我卻很難忘卻，老是想起那時的她。有一次，我與楊爸爸聊著聊著就敘述起妞妞在“文革”中的點滴經歷：她從小嬌生慣養，才十七八歲，遇到如此大的國難家禍，其苦其痛可想而知。她居然堅強地挺了過來，還有意去主動幫助別的孩子。我說到插隊的農村生活，講她變賣僅存的家當給我們買罐頭，說到徒步幾十里的“密會”，講我們共同思念父母的情節……恰巧是“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楊爸爸仔細地聽，未發一言，開始注視著我，慢慢地垂下雙眼，我看到淚花在他眼里打轉：“謝謝你在那時關心幫助了妞妞。”我很詫異，沒有思索就回駁了一句：“哪兒呀，楊爸爸，我說的意思是我該感謝她！她多不容易呀，我何止是佩服！看她能挺過來，真正是鼓勵了我，她不求任何回報，幫助了我！”這時，楊爸爸豁然開朗，雙目如炬，顯現出自豪的神情。

　　楊爸爸每次都要問問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對我的匯報，事無巨細，他從不嫌棄，物議對錯，他絕少批評，多半都是認真聽，間或也鼓勵，讓你看到自己的長處優勢，再點出要注意的事。完全是典型的“圣人亦不傷人”。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是工農兵都干過了，而且又正經上完大學，知識經驗都有，比我們當年要強得多，肯定比我們走的彎路少，應當比我們干得好。只是要注意兩點：第一，什么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第二，什么時候都必須不斷虛心學習，學無止境，學海無涯，向群眾學，從書本上學，在實踐中學。”看看，“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吧？然而，正是這金石之言，令我銘記肺腑。

　　1991年，楊爸爸主動對我說，小平叔叔幾次講過軍隊與地方的干部應互相交流。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什么。不久，中央調我到武警水電部隊。近半年后，黨的十四大召開，楊主席辭去黨中央職務，翌年全國人代會時，全退下來。日子空閑了，可以多聊聊。一天，他通知我，陪他到河南看看。他專程到開封父親去世的地方看了，一路上，講了許多父親的往事，以后，還復述過多次。他說，在歷史上，他與我父親共事算是最多的：劉年長楊九歲。1930年，劉到莫斯科，在職工國際工作，楊當他的翻譯有半年多。1931年楊回上海，在全國總工會任宣傳部長，不久劉也回國，任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是楊的直接領導。紅軍長征時，楊任三軍團政委，遵義會議后，劉任政治部主任，楊又直接領導劉；過草地前，中央成立籌糧委員會，劉任主任，楊又為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變”時，楊到北方局任副書記，劉已是書記。1938年，中央決定劉調任中原局書記，楊接替為北方局書記。1943年劉回到延安，任中央書記、軍委副主席，兼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研究局局長；之前，楊也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在1943年的同一會上，被任命為組織委員會委員、研究局副局長。抗戰勝利后，楊又任中央副秘書長、軍委秘書長，中辦、軍辦主任。胡宗南攻延安，劉率“中央工作委員會”到河北，楊領導“中央后方委員會”帶著機關到山西。建國后直到“文革”的情況，可謂眾所周知。楊爸爸說，他對我父親最了解，也最有感情……1988年我父親90歲誕辰，他作為在任國家主席到湖南參加紀念大會并致辭。到了1998年，我父親誕辰100周年前，同作為原國家主席，楊爸爸主動提出要寫一篇紀念文章，并親自口授提綱，幾次動筆逐字逐句修改。我聽到后十分感動。

　　1998年夏秋，發大水抗大洪，我忙得夠嗆。9月12日上午，張鼎承叔叔的女兒張九九突然來電話：“你快來301醫院，楊主席快不行了，來看最后一眼！”我飛車趕往，一路上心煩意亂：一直以為楊爸爸的身體好得出奇，怎么說不行就不行了呢？到了醫院，我才得知他已住院多日了。小二哥哥(楊紹明)先帶我到病榻旁，老人家已沒有知覺，周圍全是醫生、護士和機器設備，正在搶救。妞妞趴在床邊，捧握著楊爸爸的一只手……我幾乎是呆在那里，默默地注視著彌留之際的他。小二哥哥說：“爸爸在病中幾次念叨你，每從電視上看到發大水，就說你一定正在抗洪，忙得顧不上來看他。他不要我們告訴你，怕你分心。”我抽泣著退出房間……

　　用我的話來概括，從小到大，楊爸爸對我們這些孩子們的要求很簡單：無論學什么、做什么，盡自己的努力學好、做好；而他寄望于我們的又很高、很難達到：學會做人！他告訴我們，要先學會做事，才能學會做人。做事之要也很簡單：多做好事，少做錯事，不做壞事；做人之要卻很重：先做人，后做官；做好人，才能做好官。不論從政治國，還是從戎帶兵，盡力報效國與民，始終厚愛家與人。

　　楊爸爸對子侄之輩的關心愛護發自心底，為我們的每一點進步由衷地高興。還記得，我當選河南副省長之后，他喜形于色，見面第一句話：“給我一支煙，為我們的副省長高興一下！”……然而，他對我們從不嬌慣溺愛，從不以一言九鼎的權勢、德高望重的權威給我們特殊照顧，更不要說提供什么“終南捷徑”。猜度大人之腑，我甚至覺得：他是有意“避嫌”，寧可讓你多經風雨、多摔打，關愛地注視你，深情地鼓勵你。在中岳嵩山“將軍柏”前，楊爸爸拉著我說：“來—和中國最年輕的將軍照張相！”站在紅軍時期年僅26歲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軍團政委，30出頭的華北抗日首領，眼前的原國家主席身邊，我這個“芝麻醬”算什么？兒時的神氣全無，心中的感佩尤深：他和他的袍澤同仁，才真是掀天揭地的一代蓋世英豪！

　　9月13日，楊主席駕鶴西歸。喪事的全過程我都參加了，幾乎成了他家里的工作人員，陪同左右，接待吊唁者，安慰妞妞、小二。我想借此悼念給予我那么多教育的楊爸爸，盡管他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可以肯定，楊爸爸在世時，絕不需要孩子們感念的淚花和贊美之詞，甚至想都不想要我們些微回報，何況身后的他，就更談不上在乎我的寸草之心了。作為老一輩，他只是把慈愛的春暉無私地揮灑，對我們寄予無盡的期望；作為老黨員，他沒有任何物質遺產，卻留給我們無限的精神財富；作為老革命，他奮斗打拼了一生，胸懷的是一顆永遠年輕的愛心！

　　《道德經》上說：“圣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11月24日，我父親100周年誕辰日。楊主席已辭世兩個多月，他的遺作《卓著功勛，彪炳春秋》發表于《人民日報》。作為最后一篇回憶文章，他開篇寫道：“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對少奇同志的懷念不僅沒有淡化，反而日久彌深。”篇尾結束，楊主席又這樣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少奇同志生前為之奮斗的事業，已由他的戰友們繼續并開創了新的局面。他的夙愿正在實現，黨和國家的工作已經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他提出的許多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主張已經在實行，并有了很大的發展。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祖國繁榮富強所建立的卓著功勛，將光照日月，永存青史。”這樣的話語，成為楊主席一生的絕筆。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這不僅僅是表達他對我父親的深深思念，而且還融進楊爸爸畢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融進老一輩革命家的事業承繼、生死相托，更融進他們那一代為人民前仆后繼、與祖國榮辱與共的絢爛一生！

　　今日之日，亂我心者多煩憂——思念，是對逝者在天之靈的崇敬、感激，是對生者活得更好的安慰、鼓勵！

　　昨日之日，棄我去者不可留——兩位老主席，一對老戰友，終于又在漫漫千年的歷史中重逢，互相傾訴，一同回首那充滿坎坷苦難而又遍撒光明的輝煌之路；千呼萬喚，一同祝愿這面對機遇挑戰、而又煥發青春的古老中國。 2007年11月9日定稿(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