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楊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楊尚昆獻身革命70余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yè)貢獻了畢生精力，為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做出了重大貢獻。在1988年春召開的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鄧小平稱作“革命元老”的楊尚昆當選為國家主席，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繼毛澤東、劉少奇、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任國家主席。正如國畫大師劉海粟在楊尚昆80壽辰時做的一幅松柏圖所題，“云水襟懷，松柏氣節(jié)”，正是楊尚昆一生的真實寫照。今年是楊尚昆誕生100周年，本刊特設專欄，以示懷念。
——編者按
“言傳出去，爭取過來”
從1940年底由太行根據(jù)地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撤退，楊尚昆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六七年，直接參與許多重大決策的制定與實施，出色地貫徹了“言傳出去，爭取過來”的交際方針。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局勢發(fā)生重大變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團日益土崩瓦解，整個反法西斯戰(zhàn)線捷報頻傳。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戰(zhàn)場上卻出現(xiàn)駭人聽聞的豫湘桂大潰退。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0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6000多萬同胞淪于日寇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民怨沸騰，輿論激昂，民主運動蓬勃興起。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和抗戰(zhàn)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官員和輿論的強烈不滿。與此相對應，革命圣地延安，則成了舉世矚目、眾望所歸的地方。
迫于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訪。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次中外記者的訪問，認為它是打破國民黨輿論封鎖，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個絕好機會。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主管這一工作，成立延安交際處，由楊尚昆擔任處長，金城任副處長。周恩來給交際處制定的方針就是八個字：“言傳出去，爭取過來”。
1944年6月9日，記者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其中外國記者6人，中國記者9人。記者團由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與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lián)握鳖I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還派一名處長和一名助手，負責檢查記者的稿件。
楊尚昆一看這陣勢，就明白了重慶當局的用意。果然，第一天，斗爭就開始了。一大早，隨記者團來的國民黨電臺人員要將電訊器材搬入交際處，打算架設電臺。很明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控制發(fā)報權。
楊尚昆明確表示，邊區(qū)政府保證記者能迅速、準確地拍發(fā)新聞，不必再架設電臺。按照楊尚昆的指示，交際處傳達室把國民黨的電臺人員擋了回去。
幾天后，美聯(lián)社記者斯坦因要求單獨會見毛澤東主席。楊尚昆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
采訪那天，記者團準備出發(fā)時，鄧友德發(fā)現(xiàn)斯坦因不在，于是責問副處長金城：“我們團有紀律，不準單獨行動。”
金城回答說：“我們這里有新聞采訪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訪，我們當然同意。至于你們團規(guī)定的紀律，那是你們的事，我不想說三道四；如果你認為不妥，請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來，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也提出要會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一些中國記者也有同樣的要求，交際處一視同仁，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這樣，國民黨約束記者采訪自由的“紀律”就被沖破了。
記者團在延安參觀一個多月，拜會了毛澤東、朱德，聽取了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對八路軍和新四軍敵后抗日情況的通報。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參觀邊區(qū)的機關、學校、生產(chǎn)部門，會見各方面的知名人士。這些原來對解放區(qū)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延安與重慶截然不同的情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后，外國記者還去晉綏根據(jù)地進行了參觀采訪。
中外記者團對這次采訪反映很好。后來，他們寫出許多反映解放區(qū)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zhàn)》，以及愛潑斯坦等發(fā)表的評論，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連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chǎn)主義思想抱有敵意的夏漢南神父“亦認為邊區(qū)是好的”。7月1日，《紐約時報》根據(jù)記者發(fā)回的報道發(fā)表評論：“毫無疑義，五年以來，對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zhàn)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shù)乩盟麄儯欢〞铀賱倮！?/p>
這些書籍與報道把延安和敵后根據(jù)地的新面貌如實地介紹給世界，這是繼斯諾的《西行漫記》之后，媒體對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報道。為了這次訪問和報道的成功，楊尚昆傾注了大量心血，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外國記者還沒有離開延安，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人員就在7月22日飛抵延安。由于國民黨戰(zhàn)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chǎn)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zhàn)爭的迅猛發(fā)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合作的問題，并決定向延安派出軍事觀察組。美國是中國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的盟國，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同美方的合作，決定在延安設立外事組負責接待美軍觀察組。根據(jù)毛澤東、周恩來的提議，楊尚昆兼任外事組組長，對外的身份是軍委秘書長。
美軍觀察組到來前，楊尚昆向外事組全體人員傳達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第一，我們和美國是反法西斯的盟友關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積極幫助他們，又要堅持原則，他們提出的問題，凡屬于我們的職權范圍內的事，要坦誠地正面解答，不要回避，要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熱情周到，給予優(yōu)待和照顧，但要量力而行，不要鋪張浪費；第三，要廣交朋友，建立友誼，觀察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們的干部和群眾交往，廣泛接觸，我們要掌握好分寸，教育干部和群眾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又應當提醒對方要尊重我們民族的風俗習慣。”
外事組給予了美國友軍許多幫助和支持。比如，幫助他們架設電臺，使觀察組在來到延安的第一天上午就與重慶的美軍中緬印戰(zhàn)區(qū)總部建立電訊聯(lián)系；葉劍英經(jīng)常向觀察組介紹八路軍、新四軍和友軍的現(xiàn)狀以及在華日軍的動態(tài)；外事組還請陳毅、賀龍、劉伯承、聶榮臻等將領給觀察組做報告；組織觀察組的部分人員到其他根據(jù)地考察。
在外事組的幫助下，20余名被我解放區(qū)軍民營救的美軍飛行員返回美國。雙方還經(jīng)常組織開展一些聯(lián)誼活動。美軍觀察組放映新影片，總是請外事組及中共領導人一起觀看；外事組也招待觀察組欣賞民間音樂，聽《黃河大合唱》、看話劇《日出》等。美國軍人喜歡打獵，在冬季，楊尚昆還陪同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等到延安周圍打獵。
作為回報，美軍觀察組也為延安提供了不少方便。觀察組有定期航班來往于延安、重慶之間，主要是為美軍觀察組運送供應品。這對我方也是一個很大的便利，一些緊缺的物資，如藥品、電訊器材等可托觀察組帶到延安；我方的一些人員也可以搭乘他們的飛機。
這種友好關系一直保持到美軍觀察組撤離延安。由于外事組卓有成效的工作，美軍觀察組成為了中共同美國政府溝通的一個重要渠道。
抗日戰(zhàn)爭剛一結束，中國上空就籠罩著內戰(zhàn)的陰云。根據(jù)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等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與此同時，決定馬上派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蕭勁光等返回前線，以策應談判。當時，由于召開黨的七大，各解放區(qū)的主要將領都在延安，來不及返回駐地。因此，要使我軍迅速地完成由分散的游擊狀態(tài)到大兵團運動作戰(zhàn)的轉變，實現(xiàn)擴大解放區(qū)、痛擊來犯的國民黨軍隊的戰(zhàn)略目標，就必須以最快捷的方式將在延安的高級將領送回前線。可是，中共沒有任何現(xiàn)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從地面走，從延安到太行山就得一個月，更不用說到華東和華中地區(qū)了，況且，途中還要經(jīng)過日軍占領區(qū)和封鎖線，安全也是個大問題。
面對這一急需解決的難題，一向以謹慎、穩(wěn)重著稱的楊尚昆卻提出一個極為大膽的建議：借助美軍觀察團的飛機，把我軍將領送往前線。
關于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記述道：“特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那一次，黨的七大剛閉幕不久，我軍許多重要將領包括劉伯承、鄧小平、林彪、陳毅等還在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消息傳來，他們急于返回前線指揮部隊，我就和觀察組商量，坐美軍飛機走，他們同意了。但是，飛機比較小，要搭機的人又多，他們要求每人背一頂降落傘登機，以防萬一。臨登機時，大家照相，陳毅同志詼諧地說：如果摔死了，就用這張照片開追悼會。”
不久，在楊尚昆的安排下，中共又進行了兩次特殊的空運行動：一次是把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等高級將領從延安空運到晉東北的靈丘；另一次是把張聞天、高崗、李富春等一批黨政要員從延安送往東北。這兩次行動都用的是美軍觀察組的飛機。
“‘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3月底，黨中央在陜北清澗縣棗林溝召開會議(史稱棗林溝會議)，決定將中央機關分為前委、工委兩部分，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中央前方委員會(簡稱中央前委，代表黨中央)率精干機關繼續(xù)留在陜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zhàn)爭；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工委)向華北轉移，負責黨中央委托的工作。后來，中央工委進駐了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當時屬建屏縣)。
4月11日，黨中央又決定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后委)，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后方支隊司令(不久為副書記)，駐地為臨縣三交鎮(zhèn)雙塔。這里既充當中央的“耳目”、參謀部，又作為人員和物資的中轉站。
后委有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并能就近為黨中央提供服務，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楊尚昆后來回憶說：“這一年，毛主席、恩來和弼時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著‘最大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我們‘后委’在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里掌握敵情、提供情報，統(tǒng)籌后方工作，為毛主席、黨中央服務。”
后委的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偵察敵情，當好中央的參謀。到三交鎮(zhèn)后，后委在電訊偵察上遇到了一系列困難：沒有電源、技術力量分散、部分機器堅壁在陜北、敵臺更換了密碼等等。面對這些困難，楊尚昆發(fā)動大家出主意，想辦法，并采取一系列應急措施。比如，冒著風險派人重返陜北，從敵人的眼皮底下取回堅壁的器材；改裝報廢的馬達，自力更生地解決電源問題；為了彌補人手不足，還采取了以老帶新的辦法，并動員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經(jīng)過大家晝夜奮戰(zhàn)，到4月下旬，在三交鎮(zhèn)的各山溝里先后建立了8個通訊電臺，可以同全國各根據(jù)地、各戰(zhàn)區(qū)的前后方以及國統(tǒng)區(qū)的有關電臺建立起聯(lián)絡。葉劍英、楊尚昆立即向“中央縱隊”做了這樣的報告：“28日可以全部通報。”
后委的首要工作就是電訊偵察。由于電臺力量有限，葉劍英、楊尚昆只能根據(jù)中央的戰(zhàn)略部署，進行重點偵察。4月，著重加強對傅作義、閻錫山部的監(jiān)視，為中央工委和隨工委東行的部隊通過同蒲鐵路北段進入晉察冀根據(jù)地提供情報。6月以后，戰(zhàn)爭開始由內線轉入外線，劉鄧大軍、陳粟大軍和陳謝部隊分三路挺進中原，后委的偵察電臺集中70%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敵情的變化，向戰(zhàn)略區(qū)首長提供情報，后委的電訊偵察成績斐然。1975年4月，鄧小平在接見當年后委負責偵察敵情的同志時曾特意提到：“你們的情報工作做得好，對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后委還做其他重要工作。比如，楊尚昆與葉劍英將從延安來的中央、軍委機關的近4000名人員安置到了山西臨縣三交一帶。
楊尚昆后來回憶道：“我們后委是從延安撤退出來以后成立的，中央機關大都設在后委，葉劍英是后委的書記。后委有幾十部電臺，毛主席那里只有一部電臺，中央的指示要通過后委下達。所以后委是一個轉換系統(tǒng)，是個樞紐。它承上啟下，又負責陜北戰(zhàn)場的前方供應，像前方的衣服等物品都是后委給馱去的。在楊家溝的時候毛主席住的條件很差，吃飯是在老百姓的羊圈旁邊搭的一個小棚子。轉戰(zhàn)陜北這一段，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生活都很艱苦，同時又是毛主席扭轉乾坤的時候。”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沒有多少文字提到自己，但是，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3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葉劍英率后委大部分人員向西柏坡轉移，楊尚昆率部分人員在雙塔等候從陜北過來的毛澤東等。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在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24日到達中央后委駐地，不久，開始向西柏坡轉移。
4月23日，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部分人員由城南莊到達西柏坡。毛澤東因準備到蘇聯(lián)去會晤斯大林，暫留住城南莊。4月30日，受黨中央委托，楊尚昆宣布自5月1日起，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在西柏坡開始辦公，同時中央前委、工委、后委的工作即行結束。
有人說，后委無非是管吃、穿、用，負責后勤保障，沒什么了不起。王震比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曾說：“有些同志以為中央和毛主席轉戰(zhàn)陜北期間，沒有參謀部，這是一種誤解，毛主席在陜北之所以能夠料事如神，指揮若定，‘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對后委工作的最好評價，也是對楊尚昆工作的最好評價。
“辦公廳的工作好比是‘聽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從1945年秋楊尚昆在延安從李富春手里接過中央辦公廳的工作重擔算起，到1965年冬離開這個崗位止，楊尚昆為黨的中樞——毛澤東和黨中央竭誠服務，辛勤工作了整整20年。
在西柏坡期間，楊尚昆身兼數(shù)職，既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又是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警衛(wèi)司令員、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他協(xié)助周恩來、任弼時處理中央軍委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為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任弼時生病不能工作時，周恩來成了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楊尚昆則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每天晚上，周恩來主持“大辦公”會議，把中央各部的負責人找到一起，傳達書記處和毛澤東的指示；而許多要務，則由楊尚昆具體組織實施。
1949年9月，楊尚昆參與了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楊尚昆繼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直機關黨委書記等要職。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執(zhí)政黨，中央辦公廳是黨中央的心臟，工作越來越多，聯(lián)系著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千頭萬緒；不分內務外事，不論晝夜節(jié)假，只要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有指示，辦公廳就必須立即運作。楊尚昆總是兢兢業(yè)業(yè)，言行謹慎，一刻不敢懈怠，他詼諧地說：“打麻將不是有張叫‘聽用’的牌嗎!辦公廳的工作好比是‘聽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有些工作，雖有主管的職能部門，有時辦公廳也得參與。”比如：外事工作，國務院有外交部，黨中央有聯(lián)絡部，但是，為和當時的蘇共中央聯(lián)系，在楊尚昆的辦公室里就有一條直通克里姆林宮的電話熱線；周恩來、劉少奇幾次出訪，辦公廳都要成立安全保衛(wèi)的專門班子，調度力量，內外配合，保證萬無一失。
從1955年5月開始，楊尚昆成為由鄧小平負責的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9人小組的成員之一。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楊尚昆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62年2月，在國民經(jīng)濟處于嚴重困難的緊急關頭，楊尚昆臨危受命，擔任中央精簡小組組長，協(xié)助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和鄧小平等全面貫徹調整國民經(jīng)濟的“八字方針”，特別是致力于減少城鎮(zhèn)人口的工作。經(jīng)過兩年半的努力，精簡小組圓滿完成任務，壓減城市人口2600多萬，緩解了暫時經(jīng)濟困難，為爭取國家財政經(jīng)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
1964年，為進行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楊尚昆擔任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一如既往地埋頭苦干，兢兢業(yè)業(yè)，任勞任怨，圓滿完成了任務。1964年冬到1965年夏，楊尚昆帶領中央辦公廳的干部到陜西省長安縣斗門公社牛角大隊搞“四清”。他注意從調查入手，對干部中存在的問題做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處理，在當時“左”傾錯誤嚴重發(fā)展的情況下，他能夠這樣做是難能可貴的。
逆境中相忍為黨
世事風云多變。1965年10月，禍起紅墻，楊尚昆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離開了中南海。
事情雖然來得突然，但也事出有因，是當時的政治大背景使然。自1962年以來，毛澤東有一種錯覺：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有一個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黨政軍文各單位“相當?shù)囊粋�多數(shù)”，領導權已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1965年4月，康生誣陷楊尚昆“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把大量機密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泄密”，對楊尚昆進行“莫須有”的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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