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楊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楊尚昆獻身革命70余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為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在1988年春召開的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鄧小平稱作“革命元老”的楊尚昆當選為國家主席，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繼毛澤東、劉少奇、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任國家主席。正如國畫大師劉海粟在楊尚昆80壽辰時做的一幅松柏圖所題，“云水襟懷，松柏氣節”，正是楊尚昆一生的真實寫照。今年是楊尚昆誕生100周年，本刊特設專欄，以示懷念。

　　　　　　　　　　　　　　　　　　　　　　——編者按

　　“言傳出去，爭取過來”

　　從1940年底由太行根據地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撤退，楊尚昆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六七年，直接參與許多重大決策的制定與實施，出色地貫徹了“言傳出去，爭取過來”的交際方針。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團日益土崩瓦解，整個反法西斯戰線捷報頻傳。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戰場上卻出現駭人聽聞的豫湘桂大潰退。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0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6000多萬同胞淪于日寇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國民黨統治區民怨沸騰，輿論激昂，民主運動蓬勃興起。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官員和輿論的強烈不滿。與此相對應，革命圣地延安，則成了舉世矚目、眾望所歸的地方。

　　迫于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訪。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次中外記者的訪問，認為它是打破國民黨輿論封鎖，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絕好機會。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主管這一工作，成立延安交際處，由楊尚昆擔任處長，金城任副處長。周恩來給交際處制定的方針就是八個字：“言傳出去，爭取過來”。

　　1944年6月9日，記者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其中外國記者6人，中國記者9人。記者團由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與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擔任正副領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還派一名處長和一名助手，負責檢查記者的稿件。

　　楊尚昆一看這陣勢，就明白了重慶當局的用意。果然，第一天，斗爭就開始了。一大早，隨記者團來的國民黨電臺人員要將電訊器材搬入交際處，打算架設電臺。很明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控制發報權。

　　楊尚昆明確表示，邊區政府保證記者能迅速、準確地拍發新聞，不必再架設電臺。按照楊尚昆的指示，交際處傳達室把國民黨的電臺人員擋了回去。

　　幾天后，美聯社記者斯坦因要求單獨會見毛澤東主席。楊尚昆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

　　采訪那天，記者團準備出發時，鄧友德發現斯坦因不在，于是責問副處長金城：“我們團有紀律，不準單獨行動。”

　　金城回答說：“我們這里有新聞采訪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訪，我們當然同意。至于你們團規定的紀律，那是你們的事，我不想說三道四；如果你認為不妥，請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來，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也提出要會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一些中國記者也有同樣的要求，交際處一視同仁，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這樣，國民黨約束記者采訪自由的“紀律”就被沖破了。

　　記者團在延安參觀一個多月，拜會了毛澤東、朱德，聽取了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對八路軍和新四軍敵后抗日情況的通報。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會見各方面的知名人士。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延安與重慶截然不同的情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后，外國記者還去晉綏根據地進行了參觀采訪。

　　中外記者團對這次采訪反映很好。后來，他們寫出許多反映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連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有敵意的夏漢南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7月1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毫無疑義，五年以來，對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這些書籍與報道把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新面貌如實地介紹給世界，這是繼斯諾的《西行漫記》之后，媒體對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權規模最大的一次報道。為了這次訪問和報道的成功，楊尚昆傾注了大量心血，發揮了重要作用。

　　外國記者還沒有離開延安，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人員就在7月22日飛抵延安。由于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合作的問題，并決定向延安派出軍事觀察組。美國是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盟國，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同美方的合作，決定在延安設立外事組負責接待美軍觀察組。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提議，楊尚昆兼任外事組組長，對外的身份是軍委秘書長。

　　美軍觀察組到來前，楊尚昆向外事組全體人員傳達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第一，我們和美國是反法西斯的盟友關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積極幫助他們，又要堅持原則，他們提出的問題，凡屬于我們的職權范圍內的事，要坦誠地正面解答，不要回避，要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熱情周到，給予優待和照顧，但要量力而行，不要鋪張浪費；第三，要廣交朋友，建立友誼，觀察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們的干部和群眾交往，廣泛接觸，我們要掌握好分寸，教育干部和群眾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又應當提醒對方要尊重我們民族的風俗習慣。”

　　外事組給予了美國友軍許多幫助和支持。比如，幫助他們架設電臺，使觀察組在來到延安的第一天上午就與重慶的美軍中緬印戰區總部建立電訊聯系；葉劍英經常向觀察組介紹八路軍、新四軍和友軍的現狀以及在華日軍的動態；外事組還請陳毅、賀龍、劉伯承、聶榮臻等將領給觀察組做報告；組織觀察組的部分人員到其他根據地考察。

　　在外事組的幫助下，20余名被我解放區軍民營救的美軍飛行員返回美國。雙方還經常組織開展一些聯誼活動。美軍觀察組放映新影片，總是請外事組及中共領導人一起觀看；外事組也招待觀察組欣賞民間音樂，聽《黃河大合唱》、看話劇《日出》等。美國軍人喜歡打獵，在冬季，楊尚昆還陪同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等到延安周圍打獵。

　　作為回報，美軍觀察組也為延安提供了不少方便。觀察組有定期航班來往于延安、重慶之間，主要是為美軍觀察組運送供應品。這對我方也是一個很大的便利，一些緊缺的物資，如藥品、電訊器材等可托觀察組帶到延安；我方的一些人員也可以搭乘他們的飛機。

　　這種友好關系一直保持到美軍觀察組撤離延安。由于外事組卓有成效的工作，美軍觀察組成為了中共同美國政府溝通的一個重要渠道。

　　抗日戰爭剛一結束，中國上空就籠罩著內戰的陰云。根據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等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與此同時，決定馬上派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蕭勁光等返回前線，以策應談判。當時，由于召開黨的七大，各解放區的主要將領都在延安，來不及返回駐地。因此，要使我軍迅速地完成由分散的游擊狀態到大兵團運動作戰的轉變，實現擴大解放區、痛擊來犯的國民黨軍隊的戰略目標，就必須以最快捷的方式將在延安的高級將領送回前線。可是，中共沒有任何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從地面走，從延安到太行山就得一個月，更不用說到華東和華中地區了，況且，途中還要經過日軍占領區和封鎖線，安全也是個大問題。

　　面對這一急需解決的難題，一向以謹慎、穩重著稱的楊尚昆卻提出一個極為大膽的建議：借助美軍觀察團的飛機，把我軍將領送往前線。

　　關于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記述道：“特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那一次，黨的七大剛閉幕不久，我軍許多重要將領包括劉伯承、鄧小平、林彪、陳毅等還在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消息傳來，他們急于返回前線指揮部隊，我就和觀察組商量，坐美軍飛機走，他們同意了。但是，飛機比較小，要搭機的人又多，他們要求每人背一頂降落傘登機，以防萬一。臨登機時，大家照相，陳毅同志詼諧地說：如果摔死了，就用這張照片開追悼會。”

　　不久，在楊尚昆的安排下，中共又進行了兩次特殊的空運行動：一次是把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等高級將領從延安空運到晉東北的靈丘；另一次是把張聞天、高崗、李富春等一批黨政要員從延安送往東北。這兩次行動都用的是美軍觀察組的飛機。

　　“‘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3月底，黨中央在陜北清澗縣棗林溝召開會議(史稱棗林溝會議)，決定將中央機關分為前委、工委兩部分，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中央前方委員會(簡稱中央前委，代表黨中央)率精干機關繼續留在陜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工委)向華北轉移，負責黨中央委托的工作。后來，中央工委進駐了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當時屬建屏縣)。

　　4月11日，黨中央又決定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后委)，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后方支隊司令(不久為副書記)，駐地為臨縣三交鎮雙塔。這里既充當中央的“耳目”、參謀部，又作為人員和物資的中轉站。

　　后委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并能就近為黨中央提供服務，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楊尚昆后來回憶說：“這一年，毛主席、恩來和弼時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著‘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我們‘后委’在相對穩定的環境里掌握敵情、提供情報，統籌后方工作，為毛主席、黨中央服務。”

　　后委的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偵察敵情，當好中央的參謀。到三交鎮后，后委在電訊偵察上遇到了一系列困難：沒有電源、技術力量分散、部分機器堅壁在陜北、敵臺更換了密碼等等。面對這些困難，楊尚昆發動大家出主意，想辦法，并采取一系列應急措施。比如，冒著風險派人重返陜北，從敵人的眼皮底下取回堅壁的器材；改裝報廢的馬達，自力更生地解決電源問題；為了彌補人手不足，還采取了以老帶新的辦法，并動員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經過大家晝夜奮戰，到4月下旬，在三交鎮的各山溝里先后建立了8個通訊電臺，可以同全國各根據地、各戰區的前后方以及國統區的有關電臺建立起聯絡。葉劍英、楊尚昆立即向“中央縱隊”做了這樣的報告：“28日可以全部通報。”

　　后委的首要工作就是電訊偵察。由于電臺力量有限，葉劍英、楊尚昆只能根據中央的戰略部署，進行重點偵察。4月，著重加強對傅作義、閻錫山部的監視，為中央工委和隨工委東行的部隊通過同蒲鐵路北段進入晉察冀根據地提供情報。6月以后，戰爭開始由內線轉入外線，劉鄧大軍、陳粟大軍和陳謝部隊分三路挺進中原，后委的偵察電臺集中70%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敵情的變化，向戰略區首長提供情報，后委的電訊偵察成績斐然。1975年4月，鄧小平在接見當年后委負責偵察敵情的同志時曾特意提到：“你們的情報工作做得好，對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后委還做其他重要工作。比如，楊尚昆與葉劍英將從延安來的中央、軍委機關的近4000名人員安置到了山西臨縣三交一帶。

　　楊尚昆后來回憶道：“我們后委是從延安撤退出來以后成立的，中央機關大都設在后委，葉劍英是后委的書記。后委有幾十部電臺，毛主席那里只有一部電臺，中央的指示要通過后委下達。所以后委是一個轉換系統，是個樞紐。它承上啟下，又負責陜北戰場的前方供應，像前方的衣服等物品都是后委給馱去的。在楊家溝的時候毛主席住的條件很差，吃飯是在老百姓的羊圈旁邊搭的一個小棚子。轉戰陜北這一段，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生活都很艱苦，同時又是毛主席扭轉乾坤的時候。”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沒有多少文字提到自己，但是，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3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葉劍英率后委大部分人員向西柏坡轉移，楊尚昆率部分人員在雙塔等候從陜北過來的毛澤東等。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在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24日到達中央后委駐地，不久，開始向西柏坡轉移。

　　4月23日，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部分人員由城南莊到達西柏坡。毛澤東因準備到蘇聯去會晤斯大林，暫留住城南莊。4月30日，受黨中央委托，楊尚昆宣布自5月1日起，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在西柏坡開始辦公，同時中央前委、工委、后委的工作即行結束。

　　有人說，后委無非是管吃、穿、用，負責后勤保障，沒什么了不起。王震比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曾說：“有些同志以為中央和毛主席轉戰陜北期間，沒有參謀部，這是一種誤解，毛主席在陜北之所以能夠料事如神，指揮若定，‘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對后委工作的最好評價，也是對楊尚昆工作的最好評價。

　　“辦公廳的工作好比是‘聽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從1945年秋楊尚昆在延安從李富春手里接過中央辦公廳的工作重擔算起，到1965年冬離開這個崗位止，楊尚昆為黨的中樞——毛澤東和黨中央竭誠服務，辛勤工作了整整20年。

　　在西柏坡期間，楊尚昆身兼數職，既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又是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警衛司令員、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他協助周恩來、任弼時處理中央軍委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為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任弼時生病不能工作時，周恩來成了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楊尚昆則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每天晚上，周恩來主持“大辦公”會議，把中央各部的負責人找到一起，傳達書記處和毛澤東的指示；而許多要務，則由楊尚昆具體組織實施。

　　1949年9月，楊尚昆參與了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楊尚昆繼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直機關黨委書記等要職。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中央辦公廳是黨中央的心臟，工作越來越多，聯系著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千頭萬緒；不分內務外事，不論晝夜節假，只要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有指示，辦公廳就必須立即運作。楊尚昆總是兢兢業業，言行謹慎，一刻不敢懈怠，他詼諧地說：“打麻將不是有張叫‘聽用’的牌嗎!辦公廳的工作好比是‘聽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有些工作，雖有主管的職能部門，有時辦公廳也得參與。”比如：外事工作，國務院有外交部，黨中央有聯絡部，但是，為和當時的蘇共中央聯系，在楊尚昆的辦公室里就有一條直通克里姆林宮的電話熱線；周恩來、劉少奇幾次出訪，辦公廳都要成立安全保衛的專門班子，調度力量，內外配合，保證萬無一失。

　　從1955年5月開始，楊尚昆成為由鄧小平負責的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9人小組的成員之一。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楊尚昆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62年2月，在國民經濟處于嚴重困難的緊急關頭，楊尚昆臨危受命，擔任中央精簡小組組長，協助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和鄧小平等全面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特別是致力于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經過兩年半的努力，精簡小組圓滿完成任務，壓減城市人口2600多萬，緩解了暫時經濟困難，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創造了重要條件。

　　1964年，為進行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楊尚昆擔任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一如既往地埋頭苦干，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圓滿完成了任務。1964年冬到1965年夏，楊尚昆帶領中央辦公廳的干部到陜西省長安縣斗門公社牛角大隊搞“四清”。他注意從調查入手，對干部中存在的問題做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處理，在當時“左”傾錯誤嚴重發展的情況下，他能夠這樣做是難能可貴的。

　　逆境中相忍為黨

　　世事風云多變。1965年10月，禍起紅墻，楊尚昆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離開了中南海。

　　事情雖然來得突然，但也事出有因，是當時的政治大背景使然。自1962年以來，毛澤東有一種錯覺：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黨政軍文各單位“相當的一個多數”，領導權已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1965年4月，康生誣陷楊尚昆“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把大量機密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泄密”，對楊尚昆進行“莫須有”的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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