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導師”——蔣介石心目中的張靜江

　　張靜江與國民黨歷史上的第二個重要人物蔣介石的關系也非同尋常。蔣介石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崛起之前，張靜江總是為其提供更大的發展機遇。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張靜江不遺余力地支持蔣介石，實指望蔣介石能夠完成孫中山的遺愿，完成國家建設的偉大事業。但事與愿違。蔣介石執政之后，由于軍閥之間的混戰，使國內缺乏一種安定的經濟建設環境，不但如此，蔣介石還極力維護“四大家族”的利益，張靜江遂逐漸淡出中國政治舞臺的核心，最后只落得到美國作個寓公，以度余生。

　　蔣介石原是上海都督陳其美手下的得力干將，但是1916年陳其美遭袁世凱暗殺后，走投無路的蔣介石便開始結交張靜江，并與許崇智、張靜江、戴季陶結拜為兄弟。這一結拜之舉對蔣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影響甚巨，特別是家有萬貫資產的張靜江，更是對其竭盡全力幫助。張靜江不但在生活上助蔣，而且還資助其去日本振武學堂學習軍事，以待將來更大的發展。張靜江利用一切機會把蔣介石推薦給孫中山予以重用。1921年，蔣介石在給張靜江的一封信中，非常謙虛地請求張靜江為其處世行事作指導：“關于弟以后之處世行事，請兄隨時指教，以冀有成。”他稱張為其良師：“季陶為我益友，而公則為我良師也。吾公患病，行動不便，又不能常親聆教，此弟所以孤陋寡益甚，終生無長進也。”的確如此，無論對于蔣介石早期的生活，或者以后的政治仕途，張靜江均竭盡全力加以幫助，由此蔣介石對張靜江十分敬重。

　　1918年春，孫中山在廣州任大元帥，張靜江為使蔣介石將來有所發展，便向孫中山推薦蔣介石擔任上校作戰科主任；1922年夏天，當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處于危難之中時，張靜江讓蔣介石到廣州中山艦上侍奉孫中山40余日，從而取得孫中山的信任。之后蔣介石撰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該書由孫中山題名、張靜江作序并資助出版，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非常有助于蔣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張靜江扶持蔣介石步步緊隨孫中山，為以后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國民黨黃埔軍校成立，張靜江再次向孫中山力薦蔣介石。隨著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開始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力量，為其一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張靜江更是全力以赴支持蔣介石。1925年6月，蔣介石在廣州遭到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的攻擊時，急忙電促張靜江赴穗助己。據當時蔣介石所言：“單槍匹馬前狼后虎，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處境也。”在張靜江的幫助下，蔣介石逐步鞏固了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張靜江由于在黨內的重要影響，當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為使蔣介石將來能夠牢牢地控制住軍權，張靜江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提名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領導北伐事宜。翌年5月，蔣介石為在北伐期間使國民黨的大權不至于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極力推舉張靜江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兩個月后，張靜江為樹立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威望，力辭此職，提名由蔣擔任，但在北伐期間仍由張靜江代理該職。兩人你來我往，通過張靜江的步步扶持，蔣介石便逐漸登上了國民黨的權力頂峰。蔣介石對張靜江的幫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張靜江之后，猶如枯木逢春，對自己的栽培之情，猶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張靜江的大力支持，蔣介石對張靜江革命“導師”的稱謂看來并不為過。

　　另外張靜江不但對蔣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攜，對其婚姻大事也頗為關心。最為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和陳潔如之間的婚姻，張靜江可謂關懷備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該婚姻之“合”乃張靜江所為，“離”亦是張靜江所勸。當然張靜江為其婚姻的勸說“合”“離”的苦心也是為了其盟弟蔣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蔣介石和張靜江之間的關系開始出現危機，主要是由于雙方對建國之后在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張靜江認為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按照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把被革命破壞的生產重新建設起來，使國家變得富強，以成為世界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的弱國被欺的局面。而蔣介石則想一心一意“剿共”，進而武力“統一全國”，確立自己在全國的統治地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使經濟建設缺乏一個安定的國內環境，對于張靜江所主持的建設委員會而言，無疑是個不利的因素。況且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對張靜江所主持的建設委員會也存排擠之意。因為雖然張靜江的建設委員會已經按照計劃成立，但是，國民政府并沒有按時為其撥付建設的經費，僅僅在其成立的時候，一次撥付10萬元了事，直到建設委員會裁撤。由于張靜江與蔣介石兩人在“剿共”和建設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張靜江于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上便被排擠出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十年代中后期漸漸地離開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轄下的建設委員會也隨著其權力的下降而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漸變得微弱，以至于在后來僅僅管理屬于自己的幾個附屬企業，如淮南礦路局、首都電廠、戚墅堰電廠等。雖然名義上還管理著全國的電力工業，可是也只是發發電廠的營業執照而已，別的也就沒有什么建設事業可言。

　　抗戰爆發后，由于國民政府管理經濟事務的機構繁多，如直屬于行政院辦公廳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直屬于國民政府的全國建設委員會、直屬于軍事委員會的資源委員會，除去這三個主要的負責全國經濟建設事務的經濟機構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機構：隸屬于行政院的鐵道部、交通部、實業部等，這些部門建制重疊，互不相屬，彼此分權，職責不明，根本無法適應戰爭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國民政府決定將實業部、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第三部和第四部、資源委員會等機構進行合并，成立經濟部。隨著資源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等主持國家經濟建設的機構并入經濟部，張靜江便由港赴歐，最終赴美。但在整個抗戰期間始終關注中國抗日戰爭的進展情況。

　　張靜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齋念佛中打發時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紐約。臺灣方面聞訊后，國民黨中央黨部在臺北特設靈堂公祭，蔣介石于靈堂之上親書“痛失導師”的挽詞，并臂佩黑紗親自主祭。

　　蔣介石對于孫中山與張靜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將戴季陶與上述兩人做過比較：“吾謂孫先生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靜江待友，其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為畏友良師，然而敬憚之心，終不能如對孫先生與靜江者。”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張靜江的地位之高。因為就蔣介石所言，能夠與“國父”相提并論者，唯有張靜江一人。(譚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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