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作家。1949年生于哈爾濱，現任教于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長篇小說《雪城》《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浮城》等，是“知青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

　　1　“北大荒”歲月：“青春無悔”

　　在梁曉聲迄今的全部作品中，知青文學大概只占五分之一，卻是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跡。

　　與許多盲目或被迫上山下鄉的知青不同，梁曉聲插隊到北大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甚至帶有很明確的功利目的：“家里生活困難，而建設兵團是發工資的，所以‘青春無悔’這句話，別人說，我也說，但我說和別人說的含義不盡相同。”建設兵團里的部分知青被稱為“農工”，有嚴格的編制，梁曉聲被大家推選為班長，后來又當了排長，在知青中威望較高。“我身材不算高大，主要是下鄉前讀過一些書，為人處世比較容易得到老戰士們的認可。”梁曉聲說，“但是絕不同于老戰士們那種極‘左’方式。”有一天中午，梁曉聲所在的連隊打死了一個人，是農場里的一位老職工———知青們懷疑他“有特嫌”，就把老職工關進小屋里審問，最后毆打致死。當時，班長梁曉聲正在睡午覺，陽光下的罪惡悄然發生，又悄然平息，很多人都習以為常。

　　“我是班長，我要有我的態度。”梁曉聲說，“就是絕對不能容忍，這樣嚴重犯法的事，必須堅決反對。”

　　可是“反對”能有多大作用呢？梁曉聲的想法與很多人相左，包括一些領導。于是他由班長、排長轉去做小學教師、團里的報道員，再后來，精簡機構，全團只“精簡”下來一個男知青，就是梁曉聲———他又被派到一個木材加工廠干活。“團里容不下我這樣的青年，僅僅讓我離開，已經算不錯了。”

　　恰在這時，復旦大學負責招生的一位姓陳的老師偶然在兵團的《戰士報》上讀到了知青梁曉聲的作品，居然千里迢迢來找此人。從佳木斯到黑河，陳老師找到梁曉聲時，這個瘦弱的青年正在抬大木頭，還患著肝炎，看起來一臉苦相。“我不知道上海有多遠，也不知道去了能怎樣，但總歸可以跟人談文學了。”梁曉聲覺得，這是他人生中的大轉折。

　　2　《雪城》換了一臺18英寸彩電

　　1974年，梁曉聲就讀復旦大學中文系，1977年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當編輯。這段經歷，被他寫成了自傳體小說《從復旦到北影》。順順當當進城定居的梁曉聲，比起許多同齡知青，已經幸運太多。很自然地，他開始提筆寫作。

　　“因為知識青年的前身大抵是紅衛兵，包括我，也戴過袖標的。”梁曉聲說，“所以當時城市里響起一片‘狼孩回城’的驚呼，這其中最敏感的就是知識分子，他們受紅衛兵傷害最深。”可是在梁曉聲看來，許多青年是無辜的，尤其是出身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養成“打砸搶”暴戾作風的并非多數。梁曉聲希望改變城里人對知青的畏懼，“這十年，青年們也吃了苦，也思念家庭，思念父母。”

　　于是他先寫了短篇《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繼而是中篇《今夜有暴風雪》，再后來是長篇《雪城》。三部小說，完成了梁曉聲對同輩知青們的承諾。在他筆下，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溫情，那些在農村里摸爬滾打、返城后又撞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形象，讓一代人的心靈為之震顫。

　　三部小說陸續拍成電影和電視劇，同樣影響巨大。“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下雪啦，天晴啦，下雪別忘穿棉襖；下雪啦，天晴啦，天晴別忘戴草帽……”劉歡這首《心中的太陽》就是電視劇《雪城》的主題歌，上世紀80年代一度風靡大江南北。到了90年代，梁曉聲又創作了另一部知青題材代表作，這便是直接以劇本形式寫成的《年輪》。

　　早年的寫作給梁曉聲帶來的收入并不高，在《中國當代作家的經濟狀況》一文里，梁曉聲公開了自己的每部作品所獲的酬勞：短篇小說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28萬字，稿酬4500元；長篇小說《雪城》110萬字，稿酬18000元……《雪城》拍成電視劇后，劇組給梁曉聲送來一臺18英寸的彩電，著實讓梁曉聲受寵若驚：“我的天，不過就是人家把我的小說拍成電視劇，就給我一臺彩電，得有一千多塊錢呢！”在此之前，梁曉聲沒有從影視改編授權里收過酬勞，甚至電視劇《今夜有暴風雪》播出后，梁曉聲都沒有和導演見過面：“就是他打電話說，我們要改編你的小說，你同意不同意？我說同意，這事就算完了。”直到《年輪》，梁曉聲才開始得到實惠，每集劇本酬勞為2500元。

　　　3　“這不就是城市嗎”

　　或許正因為曾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以及長期清苦的生活，梁曉聲一直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活躍在文壇上，描寫掙扎在社會底層百姓的喜怒哀樂。而出現在梁曉聲作品中的其他社會群體，則幾乎是“無商不奸”、“無官不貪”，這也為他招來不少非議。一些批評者認為，梁曉聲的價值觀是簡單的二元化，人為劃出了富裕者和貧民的對立界限，仿佛道德與財富不可兼得，只有“貧賤者”才能占據道德的制高點，擁有指責“富裕者”的話語權。1997年，梁曉聲出版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更將這一矛盾推向高峰。“仇富”、“偽平民意識”、“新民粹派”……一頂頂帽子開始扣到梁曉聲頭上。

　　“我承認，《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這本書，確實是感性多于理性。”梁曉聲說，“但不正視某些社會現實，則更加危險。”

　　他想過向現代都市題材靠攏，也做出了多樣化的嘗試。畢竟文壇面貌已變，商品經濟大潮洶涌，他有些應接不暇。90年代后期至今，他寫過痛揭人性丑惡面的長篇小說《恐懼》、《泯滅》，寫過二百多萬字的散文，還寫過《伊人，伊人》這樣的都市情愛小說，但總想在聲色犬馬之外，寄托一點什么。有人說梁曉聲不熟悉現代都市，他大手一揮指向窗外：“這不就是城市嗎？”

　　他也想過不再寫作，既已衣食無憂，何不頤養天年？可擱下筆，他又心生惶恐，焦躁不安。他認識一位茶鄉的老媽媽，七十多歲，每天早早起來采茶。“她的兒女都說，媽媽你可以不必采茶了，強迫她休息幾天。可老媽媽看幾眼電視，就會倒在床上睡覺，身體不舒服，會郁悶，會覺得沒意思，會惦記她的茶。”梁曉聲悠悠地講起寓言般的故事。“我就跟她的兒女說，不要試圖改變老媽媽的生活方式，也許她只有去采茶，才會活得健康快樂。”梁曉聲說，寫作對于自己而言，也是這樣的狀況，離開寫作，他就徹底不知應該如何生活。

　　可是寫作給他帶來的痛苦多過歡樂。有時午夜夢回，輾轉反側，內心深處會有很大的苦楚。“我想像中的文學，還是應該包容個體面對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感覺’。”這種“中國感覺”不在當下：“盡管當下人們感覺到股票在上漲，收入在增加，到處鶯歌燕舞，可是我們這代人，經歷的事情很多。”梁曉聲習慣強調時代打在自己身上的烙印。“晚上躺在床上會不斷回想這些事，今天中國所有的現象，都是先前那些事情演變過來的。”怎樣表現這種“中國感覺”，是個難題。有時候，梁曉聲也會寬慰自己，大部分人的生活在越來越好，自己這點文學上的問題實在不算什么。“我的痛苦不會是別人的痛苦，別人的痛苦恐怕是另外的痛苦。”

　　記者 武云溥 郭延冰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