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我們真能夠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文明程度，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什么是中國文化的標識？當我們說傳統文化的時候，這是個非常莫衷一是的、模糊的、相當泛化的概念。”梁曉聲嚴肅而坦率，“作為個人，生活在當今中國，他想穿什么樣的衣服、吃什么東西、怎樣過年、唱什么歌曲，這個沒有必要討論。如果這不影響他文明起來，這完全是個人的自由。”

　　北京電影學院旁，一條小街上的舊宿舍樓里，梁曉聲接受了記者的訪問，“比如說我們一直用筷子，有一天我們都不用筷子了，(開始)用刀叉了，用就用了吧，那又怎么樣呢？我們一直在吃中餐，后來都變成西餐了，如果認為西餐也可以，生活水平也都能達到，那西餐就西餐吧！穿西服就穿西服吧。”

　　被稱作是平民作家的梁曉聲不愿意侈談精神。他深黯普通百姓的艱辛，如今，梁曉聲還告誡他的學生，先好好工作，解決了生存再去搞文學創作。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化的擔憂，梁曉聲連聲反問：“真的有這么一天嗎？我們能夠住上西方那樣的大房子？能夠有西方那樣的工資？能夠有西方那樣的年假？”梁曉聲認為，如果我們真能夠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文明程度，絕對是一件好事情，因為“只有到那種文明程度的情況下，這個民族才會回過來有意識地、有效地和由衷地來尊重、珍惜自己的傳統。”

　　梁曉聲一臉擔憂地朝向記者，“在今天，你無論如何不可能希望我們十三億國民都成為傳統文化的發自內心的眷戀者，中國有些地方的物質生存還沒有解決，生活水平還處于很低的程度，對這些人你就別跟人家談這個話題。”

　　傳統的敗退

　　雖然對西方文明持開放態度，梁曉聲仍然痛心地承認，我們之所以對西方的時尚文明快速地接受，還是緣于一種文化自卑心理，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西方強勢的文化沖擊下，“幾乎是大面積的、節節敗退的在消亡、變異或者陷入要保護它也很困難的境遇。”

　　梁曉聲曾經在機場看到過這樣的情形，參加同一個中外聯合夏令營的孩子們，歐洲國家的中學生各持一本書，其中一個男孩還在讀中文的《成語典故故事》，顯得非常沉靜；而中國的中學生各拿手機，皆在不停地發短信息，手指快速按動，神情緊張。“這樣的一代孩子，你們高興嗎？”梁曉聲不無憂心，他認為一個國家、民族在普遍狀態下的壓力越小，對藝術文化的品質要求越高。而如今，各年齡段、各階層的人壓力都相當大，“從小學生到我這個年齡，大家都備感倦怠。”結果人們對于文化的要求就變成了減壓，需要快速、有效，“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我們來維護傳統，肯定是很難的。”

　　梁曉聲將這種困境歸結于“我們這個民族沒有一個明確的保護自己文化傳統的意識。”梁曉聲介紹，從五四開始，我們就借助了西方的力量在思想文化上吐故納新，如魯迅所說“借的是一劑猛藥”。而建國以后，當時所有通過革命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又一度都具備了兩大特點：“第一是肯定拒絕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進行交流碰撞，第二是對本國家本民族以前的文化進行決然的否定。”梁曉聲表示，“這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現象。這類國家的文化都變成了前無自己的根，左右也無取長補短的意識。革命之后，傳統文化很難維持。”

　　而在否決傳統文化方面，梁曉聲認為中國又做得更加徹底，比如當時的蘇聯還一直保持著古典交響樂和古典芭蕾，而中國只剩下了八個樣板戲，梁曉聲將其稱為“紅色經典”，雖然也是傳統，但是那是革命傳統，“具有教化性、創作方法的局限性、文化品種的單一性”，而開放后涌進來的西式文化則是輕松的、娛樂的，具備很大的創作空間，梁曉聲對這場較量的結果并不意外，“這兩種文化相對比，幾乎可以肯定年輕人會傾向于后者，何況時尚本身肯定比傳統更有吸引力。”

　　不要把人文說得那么高級

　　梁曉聲曾經在課堂上與學生們做過一次對話。他讓學生坦率地說出自己對于物質的最高理想。有同學說希望住別墅，越大越好，最好還有游泳池。梁曉聲說，老師是一個過來人，快接近人生邊緣的年齡了，假如我預測我們班的大部分同學都不能在三十幾歲之前住上大別墅，大家會難過嗎？會沮喪嗎？會有失敗感嗎？那我就要告訴大家，有一種文化告訴我們，原來我們不需要為這個沮喪。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文化。你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這個觀點，可以啊，你用羅素的觀點或者培根的觀點說，也可以啊。”梁曉聲認為，不可以用一種接近于憑吊的、哀惋的眼光看過去的一切舊事物，進行文化自我崇拜，文化應該作用的是人類情懷和人性，比如善良和博愛，在這個認識上，東西方是共通的，“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哪一種方式更能影響人就用哪一種方式。”

　　而如今令梁曉聲備感擔憂的，恰恰不是中式傳統的消亡，而是現代文化的變異和現實社會的壓力：“正直、同情、無私、社會公益心、助人為樂，經常處于被踐踏、被嘲笑、被解構的時代。”梁曉聲在北京單向街書店的講座上表示，這樣的一種文化才相對地要命，也許有一天我們就會受到文化的懲罰。

　　梁曉聲剛剛出版了反腐小說《欲說》，取自“欲說還休”的意思，為避免影射之嫌，每行字都要斟酌，為此承擔了沉重心理壓力的梁曉聲表示，“這是我最后一次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介入”。如今梁曉聲正像“小孩子盼過年一樣，第一次約會盼愛人一樣”盼望著退休，能夠回到農村里去靜讀書，“我必須得承認我是不合時宜的，這個社會太熱鬧了。”

　　不過，現實中的梁曉聲并沒有能夠隱退下來，仍然在持續地通過各種管道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他在自己教的班上，花費了三個星期給學生講什么是人文精神。梁曉聲認為，“人文在高層面關乎到國家的公平、正義，在最樸素的層面，不要把人文說得那么高級，其實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中，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系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的細胞中。”

　　他依然在為社會底層的人們疾書，一方面質詢：“窮人的孩子們都成了罪犯，對于世界那是更可怕的事情。而若窮人的孩子們永遠像父輩一樣在窮困之中掙扎無望，則這世界是該趁早毀掉的。”一方面追尋、捕捉著人性之光，他在最新出版的隨筆集《未死的沙威》中，引用了這樣的范例：托爾斯泰聽高爾基講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經歷后，同情又感動，淚流滿面地說：“那樣的生活足以將您變成賊、騙子或殺人犯，而您卻成為了作家，您使我無法不對您深懷敬意。”高爾基回答：“那是因為天使一直陪隨著我成長。”梁曉聲覺得，“高爾基說那一句話時，內心里一定懷念起了他的母親，和一些善良的人吧？”他但愿，“此書能使我們中國的數量大得驚人的窮孩子們，從自己的母親的身上，發現天使的影子……”

　　梁曉聲說：“沒有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文主義，其實什么主義也不配是。”

　　(梁曉聲，著名作家，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羅雪揮 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