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 “大唐第一古惑仔”，孔子是 “懷抱理想的喪家狗”，諸葛亮是 “中國最虛偽的男人”，司馬相如是 “騙財騙色還包二奶”的人，林黛玉葬花是 “行為藝術”，梁山一百單八將是 “恐怖分子”……近來，許多學者的言論讓我們 “大開眼界”。

　　有人對這樣的做法難以容忍，認為是在 “羞辱祖先”；有人認為這是 “與時俱進”，以這種方式，更促進了經典文化的傳播……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來看待這種行為？

　　李敬澤：“某些學者正失去專業立場和學術操守”

　　對于這種現象，著名文學評論家、 《人民文學》副主編李敬澤 “欲抑先揚”： “一般而言，我們研究古人，不可避免的要用我們的語言去重述古人，重述經典或歷史。這是正常的——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語言去感受，重新闡釋。我們不可能用文言文，用李白時代的語言去說。”

　　“如果是一般的文人，說 ‘李白是古惑仔’，這沒什么問題，這是他們自己的看法和見解。但是，”李敬澤話鋒一轉， “作為一個古典文學的教授，應該是偉大傳統的守護者，是一個確切的闡釋者。納稅人拿錢養著你，不是讓你說這些輕薄之語。現在有些學者，面對市場，正在失去自己的專業立場和學術操守，忘記社會需要他們應該怎么做。這樣嘩眾取寵，只為讓大家看了高興嗎？”

　　李敬澤認為， “作為一個專家，一輩子研究古典文學的，應該以尊重的態度，提供給大家真正的知識和見解，而不是用如此無聊的筆賦去寫。”

　　“學者不可隨便說話”

　　對于“適當的現代詞匯有助于向大眾傳播古典文化”的說法，李敬澤認為“這是個態度和邊界的問題”。“這要看說話人的身份。適當的現代語匯有助于我們接近，但要在你的專業立場之內。”

　　據報道，檀作文“古惑仔”一說傳開后，他所在大學的領導找他談話，后來，他發表了一則致歉聲明。對此，李敬澤說：“我認為這是應該的，一個大學的領導有權利、也有義務維護學校的學術品質。換作我是大學領導，也會這樣做的。”

　　于丹的《論語心得》正紅時，對于有人指出她說的不準確，她辯解道：“我的只是個人心得體會”。記者問李敬澤，這種說法，是否可以為自己開脫？對此，李敬澤說：“作為一個教授、一個專家，說的不對就應該承認，并且更正。你是面對1000萬觀眾在講 ‘心得’，不是在你家飯桌上。你的基本義務就是傳播古典文化。在央視1000萬觀眾面前，就算是一個任意的普通人，也不能隨便說話。”

　　謝有順：“學術要關乎自由的心靈”

　　這些身為 “精英”的學者們，該持怎樣的學術態度？如果說 “學術無界限”，那么，學術有沒有、該不該有底線？

　　對此，記者采訪了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已是中山大學教授、博導的謝有順。

　　謝有順先是表明： “我沒有認真研讀這些人的著作，也沒怎么看過他們的電視講話，類似的觀點和說法，我也只是從媒體報道中知道了一個大概。”謝有順認為： “這些說法，我想是要區別分析的。有一些話，不過是論者的比喻，我們不必太過較真；有一些則屬于觀點和立論問題，若出現明顯的偏頗或漏洞，我就不能茍同了。事實上，學術是有其自己的界限和底線的，它不僅是一些新奇的說法，也不僅是一種知識的宣講，它關乎的應是生命的自我覺悟。”

　　謝有順認為，任何的學術，都要關乎一個自由的心靈，都要把人引向覺悟、明白真理，這才是學術的正大一途。 “遺憾的是，隨著學術體制的日益僵化，加上媒體話語的影響力對學者的誘惑，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無法照著學術的本義來伸張學術的精神。當學者喪失了對學術、真理的誠懇之心，對漢語本身也失去了敬畏，他們會在媒體語境的慫恿下，把學術膚淺化、娛樂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大眾性電視節目不必太認真”

　　謝有順認為，不必用嚴格的學術標準來要求大眾性的電視節目。 “電視是大眾媒體，它和學術之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話語場，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話語生產方式。老百姓喜歡看，但學術界并不認可，這看似矛盾，其實是一種語境錯位。易中天站在電視講壇上，找到了一種可以和電視觀眾溝通的話語方式，這意味著易中天明白自己的說話角色，也知道自己是面對哪些人在說話。

　　“要求易中天用嚴密、深奧的學術語言，像做學術論文一樣來講 《三國》，這合適嗎？電視是討論學術的地方嗎？不是。如果易中天像做學術論文一樣在電視上講《三國》，對于一檔大眾性的電視節目來說，就是失敗的。易中天既然接受的是電視的邀約，他就不能不考慮到觀眾的文化素質和接受習慣，就不能不盡量使自己講得口語化一些，幽默一些，這是一種講話技巧，和真正的學術無關。不要用嚴格的學術標準來要求大眾性的電視節目，‘百家講壇’不是學術會場，它充其量不過是文化普及課的一個窗口，一些人喜歡使用這個窗口，另一些人則寧愿安守書齋，這都沒什么不可。”

　　“語境不同，身份不同，評判的標準當然就不同。我是從來不把電視節目當作學術來看待的。”謝有順說， “真正的學術，只會存在于邏輯、論證、考據和內心的自我覺悟之中，它和電視無關。”(記者 王亦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