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5日電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外交事業經歷了風雨洗禮，在國際舞臺上愈來愈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我國外交事業剛剛起步時，情況卻是異常艱難。尤其在外有干擾內有戰亂的惡劣環境下，黨的第一代外交工作者們迎難而上，無所畏懼，使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很快嶄露頭角。回首新中國外交部前身——中央外事組成立前后的那段日子，周恩來始終為外交事業的建設和外交人才的儲備未雨綢繆，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國外交工作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周恩來敏銳預言“這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抗日戰爭后期，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上，日軍從河南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軍事行動，迅速越過湖南、廣西，進軍貴州，直逼貴陽，國民黨幾十萬軍隊連連喪師失地，政府面臨崩潰的危險。而在解放區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向日軍展開攻勢，收復了大片國土，日益成為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國際社會的特別關注，尤其引起了美國和英國政府的注意，他們急需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與根據地人民的抗戰實力，想與延安建立直接的聯系。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急需打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取得國際上的了解和支持。在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難，進行了大量的外事宣傳活動。情況終于發生了改變：先是1944年6月，一個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訪問團”訪問了延安。緊接著，美軍觀察組也來到延安。

　　這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勝利，周恩來敏銳地抓住這次重要機遇。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后不久，周恩來便在8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指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區及敵后根據地便是對新民主主義中國有初步認識后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我們不應當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為搞好這次的接待和聯絡工作，黨中央在延安專門設立中央軍委外事組，主任由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兼任。中央軍委外事組下設四個科：研究科、聯絡科、翻譯科和行政科，科長分別由柯柏年、陳家康、黃華、楊作材擔任，馬海德是顧問，成員有徐大年、曾遠輝、敦戈奇、凌青等，主要負責同美軍觀察組的聯絡工作。后來這些同志當中有的又參與了抗戰勝利后北平軍事調外執行部的外事工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央軍委外事組完全是出于對中華民族自身利益的考慮，在努力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同時，努力改善同美國的關系。然而，美國政府的行為從根本上辜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真誠希望，最終與中國共產黨處于對抗狀態。但歷史證明，周恩來等對于外事工作做出的努力仍結出了可喜的成果，在這次接待工作中，我們的干部獲得了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鍛煉了一批外事干部，像李克農、伍修權、耿飆、黃鎮、姚仲明、韓念龍、黃華、柯柏年等。

　　在這些初期的外事活動中，周恩來已經開始感覺到我們的外交人手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要建立新中國并使之走上國際舞臺，必須培養一支屬于自己的外事干部。于是，他寫信給重慶擔任南方局外事組組長的王炳南說：“現在延安也有同性質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夠，尤其熟悉英語的人不多，望你們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儲備人才。”

　　轉戰陜北途中，周恩來親切關照“這些同志湊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說不定什么時候就需要”

　　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內戰全面爆發。從10月開始，駐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地的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分批撤回延安。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向陜甘寧展開大舉進攻，中共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3月5日，周恩來、董必武以及王炳南、陳家康等從南京回到延安。周恩來回來就問：軍調部的同志們回來沒有？大家一起見見面。于是在王家坪，周恩來將大家召集在一起開了一次會議。他主要講了當前的戰爭形勢，還特別囑咐道：“這些同志湊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說不定什么時候就需要，到時候臨時找人恐怕對情況不了解。”在他的親自安排下，這些曾經從事外事工作的同志們被編成一支隊伍，由薛子正任隊長，黃華任副隊長，王炳南為黨委書記，章文晉、張香山、凌青等都在這支隊伍當中，他們跟隨部隊轉戰到達山西省臨縣等候命令。

　　1947年5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組在山西臨縣三交鎮正式成立。成立大會由時任中央后方委員會書記的葉劍英主持，王炳南宣布了外事組負責人名單，主任由葉劍英兼任，副主任由王炳南擔任，并就中央外事組今后的工作做了詳細安排和布置。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外事組下設研究、編譯和新聞3個處：研究處主要負責研究國際形勢、黨的外交政策、編寫有關參考資料，處長柯柏年，后又任命了副處長張香山。該處下設兩個科，凌青擔任一科科長，二科科長是吳青；編譯處主要負責將毛澤東的著作譯成英文，也選擇一些介紹土地改革和解放區情況的材料，處長徐大年，副處長章文晉，科長馬牧鳴；新聞處主要負責編發和油印新聞材料，編輯向海外提供的介紹、宣傳解放區的小冊子，處長董越千，下設兩個科，科長分別是劉華峰、陳應。中央外事組是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之一，工作人員大約有20多名，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環境下培養的一批外事干部，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建國后成為新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的骨干力量。在第一批司級領導中王炳南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董越千任副主任兼國際司司長；柯柏年任美澳司司長。實際上，中共中央外事組是新中國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領導機構，是新中國外交部的前身。

　　周恩來在跟隨毛澤東轉戰陜北指揮各戰場戰役的同時，還時常念念不忘對外事工作進行指導，他還十分重視對外事干部的培養。此時，他已經預見到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外事干部，曾先后兩次寫信給王炳南，要求外事組抓緊培養外交干部，并提出具體的可行性辦法。1947年7月29日，他在給王炳南的信中說：對于外事組，應將重心放在翻譯幾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編譯幾本有關美國的工具書，編譯幾本有關解放區基本政策的小冊子，就是為這些事花一兩年工夫都要得。11月10日，他又致信葉劍英并轉王炳南、徐大年、柯柏年，信中寫道：編譯方面，譯毛、劉著作望仍照原計劃進行，勿停勿懈。編小冊子，目前只能編寫解放戰爭及土改兩種，今冬明春要將解放戰爭寫出就很好。美國手冊，能在明春編成就很好。政協和三人小組會議的談判材料由章文晉、陳浩兩同志整理出一份有系統的檔案為最好。整理時有意見提出來，不要怕提反面意見，這對于今后的國際斗爭，也許會有裨益。

　　在周恩來的循循善誘和精心指導下，中央外事組一邊轉戰一邊工作，為新中國的成立積蓄著自己的外事力量。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葉劍英加強了外事組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做好了向海外宣傳解放區的工作。由于條件艱苦，對待國際問題主要通過收聽中外文廣播編輯兩種新聞稿，供與外事組在一起的中央負責同志參考。當時，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負責收聽外國新聞廣播并記錄下來翻譯好，董越千負責審稿、定稿，劉文仲管刻鋼板、油印，每天出兩種。在那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他們竟然堅持工作了一年多，并受到了中央領導的好評。

　　西柏坡外事會議上，周恩來強調指出“對外國的外交官，在派出國正式與我建交前，均按僑民對待”

　　1948年春，毛澤東率領的中央前委經過一年多的轉戰，終于到達西柏坡與中央工委和后委實行三委合并，西柏坡成為領導全國革命的指揮中心。中央外事組也隨即離開臨縣，于5月進駐西柏坡附近的陳家峪村。

　　到達西柏坡后，中央外事組的工作仍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由于工作條件的極大改善，周恩來也有了相對充足的時間來考慮外事組的工作了，此時，他又把開辦外事學校，及早培養年輕的外事干部提上了日程。1948年6月，周恩來指示在張家口外語干部訓練班的基礎上，吸引從平津和各解放區來的學員，在石家莊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學校，浦化人任校長，學校歸葉劍英直接領導。這批學員中的大多數人在新中國成立后參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為了首批外交戰線上的干部。

　　1949年1月，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各大城市的相繼解放迫切需要一支能夠從事外交工作的隊伍去接管和負責城市涉外事務。鑒于此，周恩來決定在西柏坡召開一次外事組會議，他要為這些從事外事工作的人員講一講當前的形勢。這是中央外事組自成立以來周恩來第一次給大家做報告，他非常重視，并專門下發了會議通知，要求外事組科長以上的干部全部到會。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做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報告，詳細介紹了進城以后開展涉外工作的方針和外事干部應注意的各種事項。他說：進城后，涉外工作首先要為穩定局勢服務。對帝國主義分子與來自這些國家的人民要加以區分，外資企業可允許其繼續營業，但要接受我們的管理。對外國的外交官，在派出國正式與我建交前，均按僑民對待。他還特別強調外事工作影響大，所以外交大權在中央，外交無小事，決不能擅自行事等。

　　天津解放后，成了新中國外事干部的集散地。中央統戰部的章漢夫，外事組的黃華、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晉、馬牧鳴、凌青，解放區救濟總會的楊公素……這些后來蜚聲中外的新中國著名外交家們陸續到達這里。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天津市委等發出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正式外交關系，因此不承認這些國家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指示還指出，我們采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外交傳統的束縛。原則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必須被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執行時，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這也正是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的具體化。

　　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走馬上任，周恩來鄭重叮嚀“外交無小事，切不可掉以輕心”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外交部隨之組建。作為外交部長，周恩來一直在考慮外交人員的篩選。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組工作人員的基礎上挑選外，他又從中央其他各部門的干部、軍隊的高中級將領、地方領導干部以及新畢業的大學生中間選調了一部分。不僅考慮人選，他還“邊招人邊工作”，僅一個月的時間，到1949年10月底，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國送達開國公告和周恩來的公函的任務，相繼辦理了10個國家同新中國建交的有關事宜，同時擬訂了外交部組織條例、確定了內部組織機構和人員的配備等。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東單外交部街31號召開成立大會。晚上8時整，周恩來在李克農、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了二樓大廳，他們在幾張舊桌子拼在一起的主席臺坐下后。李克農說：“同志們，我們的成立大會，首先請周總理給大家講話。”周恩來站起來說：“首先我要糾正李克農副部長的一個錯誤。”會場立即變得嚴肅起來，大家不清楚李克農有什么錯，李克農也茫然。周恩來繼續說道，“我是外交部長，今天到外交部上任來，你們是不是該稱我周外長？不要叫我周總理嘛。”會場立刻又變得輕松起來。

　　接著，周恩來微笑著對大家說：“有的好久沒見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見面，我來點點名，認識認識。”他拿起花名冊，依次點著各位的名字，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從司長到科員一個都不落。“頭一個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長，我國首任駐蘇聯大使。稼祥同志已經到達莫斯科舉行開館升旗儀式了。”他又點李克農，“克農副部長現在主持外交部常務工作，老黨員、老紅軍，長期做情報和統戰工作。” “章漢夫正從上海趕來。他是20年代的老黨員了，早年留過美，后來又留蘇，當過省委書記。抗戰勝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剛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僑工作。”他又點到王炳南：“辦公廳主任王炳南留學德國，回國后先在楊虎城將軍身邊做統戰工作。后來就到重慶、南京的中共辦事處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組成立后，擔任外事組副組長。”“還有現任東北軍區參謀長的伍修權將軍，還沒有到任。他在軍調部跟美國人打過交道，去年解放沈陽也跟原美國領事館打交道，查出了許多特務用的電臺。早年進過莫斯科中山大學，現在由他來主持東歐司。”他又翻了一頁名冊，“亞洲司司長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國著名的文學家、戲劇家、翻譯家，中國電影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早年留學日本，精于日文，現在還在上海任宣傳部長，目前暫由喬冠華代理司長。”還有喬冠華、龔澎、浦三、龔普生、董千越、宦鄉、柯柏年、賴亞力……周恩來將外交人員花名冊上的同志一個一個都點到了，點到熟人，還開一兩句玩笑。人們都驚訝總理驚人的記憶力。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國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從軍隊中選調來的，為使大家盡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專門組織了學習班，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和一些國家駐華外交官前來介紹國際形勢、中國的對外政策、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概況、風俗習慣乃至外交工作經驗和外交禮儀。還組織他們學習穿西裝打領帶，學習跳舞，等等。

　　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來專門組織外交人員躲在屏風后面觀摩了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的儀式。儀式結束后，周恩來又陪同毛澤東主席一起接見了大家，人們異常興奮，七嘴八舌地向毛澤東問了許多問題。當有人提出不懂外語，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時，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高級干部中懂外語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當好大使。他舉例說漢代的班超、張騫也不懂外語，不照樣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績卓著嗎。他幽默地對大家說：將軍當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們出去我們放心，因為你們不會跑掉。這時周恩來也笑著插話：革命軍人嘛，政治覺悟高，立場堅定，紀律性強。接見結束時，周恩來語重心長地為大家作了動員講話，最后他鄭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權有限，所以你們要經常向國內請示匯報，外交無小事，切不可掉以輕心。

　　首屆駐外大使經過嚴格培訓，紛紛走馬上任。他們謹記周恩來的諄諄教導，走過風雨，走過輝煌，走過每一個春夏秋冬。直到今天，周恩來“外交無小事”的教誨還影響著一批又一批中華駐外使者，激勵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而不懈奮斗。(陳麗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