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圓明園維持廢墟意義更大 學西方要重創新

　　10月中旬,圓明園罹難150周年之際,著名歷史學家汪榮祖將來訪大陸,與《1860:圓明園大劫難》作者伯納·布立賽在遺址共話圓明園興衰。

　　生于上海、長于臺灣的汪榮祖,現為臺灣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1981年夏,他游覽了圓明園遺址,對這座帝國宮苑產生興趣,開始不斷搜集相關資料。20年后,他用英文寫成的《追尋失落的圓明園》在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被全美研究圖書館權威期刊《選擇》評選為2001年度“各學科最佳學術著作”之一。昨日,南都記者連線專訪了汪榮祖。

　　從火燒圓明園事件上,我們看到西方文化也有野蠻的一面,我們不能像義和團一樣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但是吸取之余,還要注重自己文化的創新。

　　南都首席記者　韓福東　實習生　任莉莉

　　過于責備清朝是不對的

　　南都:火燒圓明園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對鴉片戰爭,有人從“文化沖突”、“自由貿易”和“平等外交”的角度詮釋,其潛臺詞似乎是過錯主要出在中國,你怎么看?

　　汪榮祖:我不同意這種看法。過于責備清朝是不對的,這是過于從西方的視角來看問題。火燒圓明園發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因為武力不如人,所以抵擋不住鴉片。鴉片貿易是不對的,西方也有人批判,就像現在販毒一樣,強迫清朝接受毒品,這在現代也是不被認同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訂立《南京條約》,這是不平等條約,戰勝一方規定稅率等,使清朝喪失國家主權。此后還不到十年,西方因不滿足現狀,要增加條款,中國當然是拒絕,最后因處理不當造成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也是一個國力的比賽,打不過西方就受西方的欺負。

　　這是兩種體制的沖突,西方如英國法國是民主國家,而中國還是舊式的帝國,這兩個不同的體制互相沖突,勝負怎么決定,不是說哪個制度比較好,而是強的制度勝利,打敗另外一個制度。事實就是如此,因為中國被打敗了,所以必須要放棄帝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像德國、法國一樣。

　　南都:你剛才提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面對西方進一步的要求,清政府處理不當。當時怎樣處理才是適當的?

　　汪榮祖:處理不當也是因為當時的體制不同。譬如說,第二次修約,清政府在壓力下已經答應了《天津條約》,但后來發生的問題是,怎樣使條約能夠完成的問題。西方人一定要親自見到皇帝,由皇帝批準。但清朝沒現代外交概念,怕洋人。

　　從一些細節可以看出雙方不了解。中國后來在壓力下也答應他們來北京呈遞條約,但要求不能經過大沽炮臺——從現代看,也是完全合理的,怎么能夠讓外國軍隊經過自己的炮臺?!可英國人說清廷允許走的路以前是朝鮮等來朝貢走的路,非要從大沽炮臺那走。

　　后來,大沽炮臺開炮擊沉了英船,清軍這下士氣大振,以為可以對付入侵者。結果引來英法遠征軍。你看,都是這些細微的事情,使事態一步步擴大。當然,我所謂的清朝處置不當,包括咸豐皇帝在是“和”是“戰”上猶豫不決,有時候覺得不對會反悔,在西方人看來是不守信用的表現。

　　南都:其實,以當時的國力,中國無論是戰是和,結果是否都將是屈辱的?

　　汪榮祖:事后來看,據伯納·布立賽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中國軍隊并不是不堪一擊,也打得很勇敢。我覺得最主要還是指揮的問題。咸豐皇帝和高層猶豫不決,英法聯軍雖然強但到底是數量不多,而且補給也有問題,他們10月進的北京,冬天要來了。雖然大沽炮臺的勝利有運氣的成分,但如果搞個持久戰、游擊戰,他們還是受不了的。只是當時沒有這種戰略的觀點。僧格林沁十萬部隊,如果正面作戰,外國的炮打到你,你打不到他,肯定吃虧。如果化整為零,避免正面沖突,拖住他,到了冬天他們沒有補給就沒有辦法了。

　　日本多層級反應,中國只有一個反應

　　南都:火燒圓明園對清廷刺激很大,它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汪榮祖:對皇家沖擊很大,但在清朝正式文獻上幾乎不提,只是“圓明園大火”一筆帶過。可是你可以看到同治皇帝一直想重建圓明園,遭到很多人反對,也只恢復了一部分,后八國聯軍又燒掉了。

　　對一般知識分子也有沖擊,清朝末期到民國,大家一直在紀念圓明園被毀。

　　在決策上的影響就是自強運動,它完全是英法聯軍后發起的。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的恭親王深受刺激,他親自發起了自強運動。

　　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也會有影響。民族主義蠻復雜的,它其實是從西方傳來,中國原來沒有國家概念,只是效忠朝廷。后來才有國家意識,加上近代一直受外國欺壓,民族主義才強了起來。

　　民族主義有兩種:防御性民族主義和攻擊性民族主義。中國多半是防御性民族主義,攻擊性的民族主義像二戰時期日本、德國即是。當然,中國現在強大后,有人擔心會變成攻擊性的民族主義,但我覺得中國這方面和西方比起來比較保守,傾向和平。

　　南都:清朝、元朝對外擴張似乎也蠻厲害。

　　汪榮祖:元朝、清朝因為是邊疆民族,而且他們的擴張像美國的西部擴張,不是海外擴張。你看清朝的實力那么大,它可以把越南朝鮮都并吞嘛,但它沒有。

　　南都:從這個意義上講,鴉片戰爭是不是逼迫和平主義國家進入戰備競賽中去?日本也是美國入侵的刺激下開始維新,但它發展后馬上開始侵略。

　　汪榮祖:鴉片戰爭是外國打到門上來。日本也是一樣,1853年,美國一個艦隊進入東京灣,逼迫日本開放,日本受影響比較大,馬上明治維新。東京灣的地形,使不僅主政者,老百姓都可以看到外國“黑船”,所有人都感到外國勢力無法抵擋。但是鴉片戰爭離北京太遠了,主政者都看不見,所以等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打到北京,這樣才有自強運動。

　　日本沒有像中國受到那樣大的壓力,雖然它也與美國簽訂了一些不平等條約。但西方國家的主要焦點在中國,日本利用這個空隙振興起來,它利用明治維新,到了20世紀初也參加了列強的俱樂部。

　　南都:有一種觀點認為,通過清日面對外國壓力的反應不同,說明清政府還是振作的精神太少。

　　汪榮祖:歷史研究是很復雜的問題。有一個美國學者賴肖爾,肯尼迪時代做過日本大使,他認為中國和日本反應不同,是因為制度關系。日本還是封建時代,雖然是幕府,但下面有200多個大名——封建領主,受到打擊后,有很多層級的反應。其實封建領主大多數也失敗了,但其中有4個藩成功了,靠沿海做生意振興,幫助天皇明治維新,把幕府推翻了。所以日本的機會比較多。日本是沒有經過革命的,而中國一直革命。

　　中國就一個反應,來自中央政府。一個沖擊一個反應,所以如果這個反應失敗,就失敗了。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