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圓明園是民族苦難“紀念碑” 強烈反對修復(3)

　　吳子桐：圓明園的萬劫不復，對于當時的清政府、士大夫以及一般民眾產生了什么樣的心理影響？從世界歷史的眼光看，這一類大的歷史悲劇對于一個民族和國家有什么影響？

　　葉廷芳：對于清政府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不僅不得不接受大量的賠款和其他許多苛刻條件，而且心靈尤其受到重創，咸豐皇帝氣得吐了血，而且第二年就一命嗚呼了！直到十幾年以后，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仍耿耿于懷，一度竭力想修復它，哪怕一部分。無奈國力實在不行了，只得作罷。但清政府的大臣們好歹也領教了洋人“船堅炮利”的厲害，決心也來搞工業，“辦洋務”。我參觀過清代末代狀元張謇奉張之洞之命在南通辦的“洋務”，那真是全方位的現代化，包括教育、郵電、航運、博物館等等，連他自己蓋的住宅都是英國式的小洋房。對于廣大知識界和具有愛國意識的老百姓來說，痛惜的倒未必是圓明園毀滅本身，而是從圓明園的毀滅中看到祖國居然從一個曾經令西方如此景仰的偉大國度逐步地衰敗到如此落后、愚昧、封閉、不求上進、對世界一無所知，最后竟然受到如此的奇恥大辱，從而驚醒起來，更加關心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思考突破現狀的辦法，進而導致了后來的維新運動和革命政黨的建立。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給中國人額頭上擊了一猛掌，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強意識和革命意識，加速了腐敗的清政府的垮臺。

　　汪榮祖：咸豐皇帝英年早逝與傷悼圓明園不無關系，對慈禧與同治帝的打擊也可想而知。一般士大夫如史家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在北京茶樓看到天邊濃煙，知道圓明園起火，不禁痛哭出聲。這決不是“孤例”，康有為在巴黎看到圓明園遺物也感到傷心，直到最近海外有一位華裔女作家張純瑛來到圓明園廢墟也不禁流淚，稱之為“中國的哭墻”，可見150年來中國人的傷悼之情并未稍衰。當然傷悼之余要能理性思考，必須認知到國家沒有實力，必然招辱。圓明園興盛的150年不能不說是“文明的崛起”，然而沒有武力作后盾，這個“文明”活生生地倒下了。大國崛起如果沒有經濟上與軍事上的崛起，也就沒有崛起的基礎，又如何談文明或文化的崛起。

　　吳子桐：對于如何保護圓明園遺址，近年人民網的一項調查顯示，72.1%的網友對重建或修復圓明園持明確反對態度。西方歷史中也有許多著名的建筑被毀，西方人更傾向于用保存遺址的方式來紀念。二位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葉廷芳：圓明園遺址是當年外國列強武裝侵略中國的最殘暴一幕的“作案現場”，是中華民族最后那段苦難歷史的“大地紀念碑”，是最鮮明、最有力的歷史見證。因此一定要完整地把這個廢墟的面貌留住。我強烈反對修復之類的主張和行動。有人說，修復是為了“重現昔日造園藝術的輝煌”，以體現“中華民族的復興”。非也！藝術的價值在于原創，美是不可重復的！

　　汪榮祖：我是最早不贊成重建之一人，重建后的圓明園是假東西，更何況即使有錢重建，也無那種重建的手藝，請看珠海的圓明新園，真是不堪入目。我完全同意葉先生反對修復的意見，也很高興知道72.1%的網友反對重建或修復圓明園。

　　吳子桐：現在圓明園遺址的管理上有什么問題？世界各國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經驗，對圓明園遺址公園的保護與管理具有哪些借鑒意義？

　　葉廷芳：首先我認為，圓明園管理的難度是很大的，比頤和園、天壇公園等的管理難度都要大，因為她不是一個一般的旅游場所，也不同于一般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她是一個身份特殊、內涵豐富的考古和研究的對象，而且牽涉到多學科的門類：建筑學、園藝學、歷史學、考古學、植物學、生物學、地理學、美學乃至文學等。這需要多學科的專家參與，還需要反復的論證。

　　針對這樣的工作性質和任務，最好增加圓明園管理處專業人員、提高機構級別，直屬于北京市政府，最好是國家文物局。圓明園的管理應該多聽文物專家的意見和社會呼聲，更應與國際通行的理念和規范接軌。我國著名文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曾在《人民日報》撰文強調：圓明園就讓它“靜靜地躺在那里”。這與我的看法不謀而合，因為只有把地下遺存清理出來，才能讓遺址充分赤裸裸地呈現出來。

　　汪榮祖：如何保護好遺址當然是在圓明園管理上最重要的事，主其事者不僅位階要高，而且要有相當文化素養的人，才不致流于俗套。作為遺址公園必然有所整修，但宜保持遺址的悲壯氛圍，盡量減少作為旅游的商業色彩。

　　吳子桐：現在圓明園主要作為一個民族內部的紀念，英法的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1860年的悲劇，從這個情況來看，重提歷史、銘記歷史，是不是比恢復遺址和追回文物更有意義？

　　葉廷芳：像北京這樣一個千年古都，應該有震撼人心的建筑廢墟立在那里。圓明園遺址恰好是最有價值的典型。圓明園的教訓不光是英、法、中三個國家的教訓，也是全人類的共同教訓，她警示人們對人類創造的文化財富，即使在戰爭年代也不應該毀滅它。西洋樓只是圓明園當時上百個景觀中的一個。但是現在性質不同了，它成了圓明園遺址最鮮明、最強烈的標志，她的存在是圓明園那場大劫難的永恒的無聲控訴。我每進圓明園，向西洋樓遠遠望去，就不禁鼻酸：我仿佛看到一個重殘的小孩，他的一家人在一場劫難中都被強盜們殺死了，唯獨他受了重傷活了下來，現在他正向人們敘述著那段驚心動魄的災難……

　　現在不僅英法青年不知道這段歷史，甚至法國的雨果研究專家，你向他提起當年雨果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他都茫然不知。這是我的朋友程曾厚教授的親身經歷。你想，對于外國人，是把圓明園修復了，讓他們來欣賞中國昔日的皇家園林的輝煌好呢，還是請他們來傾聽這廢墟的無聲控訴好呢？

　　汪榮祖：我覺得銘記歷史與恢復遺址和追回文物是兩回事，沒有必要比較輕重，盡可同時進行。銘記歷史不僅銘記圓明園的歷史，牽涉到當今“史盲”的問題，今日有太多的人不重視歷史，很多年輕人對歷史也不感興趣，歷史知識也愈來愈淺薄，不僅中國，全球都如此，值得我們正視。

　　木刻版畫《圓明園正大光明殿》，Thomas Allom繪，Brandard刻

　　《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英漢對照)，汪榮祖著，鐘志恒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價：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