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圓明園是民族苦難“紀念碑” 強烈反對修復

　　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紀念圓明園罹難150周年

　　1913年，李大釗同友人“陟高岡，望圓明園故址”，目睹蒼涼破敗之景感慨賦詩：

　　圓明兩度昆明劫，鶴化千年未忍歸。一曲悲笳吹不盡，殘灰猶共晚煙飛。

　　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座圓明園，圓明園的沖天大火永無止息地在一代代中國人心中喚起難以言表的復雜情愫，圍繞圓明園的傷悼、自省、圖強等等話題也一直未曾消歇。2010年是圓明園罹難150周年，本刊特邀圓明園研究專家葉廷芳、汪榮祖先生進行對話，發掘“萬園之園”的奇與美，還原園林盛衰背后的歷史滄桑。

　　-主持：吳子桐

　　-嘉賓：葉廷芳(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汪榮祖(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榮譽教授)

　　吳子桐：法國文學家雨果曾說：“在世界的一隅，存在著人類的一大奇跡，這個奇跡就是圓明園，圓明園屬于幻想藝術，一個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集于圓明園。”圓明園被稱為中國的凡爾賽宮，其盛名傳至歐洲，被譽為“萬園之園”。圓明園的建筑藝術、園林風格在中國建筑史、園林史乃至世界建筑史、園林史上具有怎樣的價值與地位？

　　葉廷芳：圓明園肯定是世界園林藝術的一絕，東方之最。在歐洲，法式花園占優勢，但是這種花園，美則美矣，但大多一覽無余，沒有含蓄。圓明園這樣輝煌的園林藝術不僅是“東方之最”，而且是“世界之冠”，體現了人類在這個領域的最高智慧的結晶。圓明園誕生的前提是多位中國皇帝的無限欲望和無上權力，以及幾億人口的經濟實力，還有幾代工匠的智慧。

　　圓明園完全符合古代和現代的建筑科學和美學的要求，不僅有豐盈的水為“底色”，更有層層的山相護衛。圓明園的104個景點(圓明園44景；長春園和綺春園各30景)固然繁多，但卻“繁”而不“煩”，她力避千篇一律，寓“繁”于“變” 之中。一百多個景點，其大小、形狀乃至建筑形制千差萬別。圓明園把中國園林那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園中園”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僅穿插了我國南方各地園林的精華，甚至還把歐洲與古典主義唱反調的“怪怪的”巴羅克建筑也搬來。這些異地和異域的景觀給人以新鮮感，成為圓明園整體藝術構思的美妙“花邊”和點綴。

　　汪榮祖：中國園林藝術有幾千年的歷史，至建造圓明園時，登峰造極，我在拙著《》已經述及，無須贅言。不過說“圓明園被稱為中國的凡爾賽宮”則是西洋人的誤解；其實，整個西洋樓只是圓明園的一小部分，而模仿凡爾賽宮的海宴堂又是西洋樓的一小部分。雨果沒有到過圓明園，他主要譴責西洋文明中的霸道與殘酷部分，在西方常有反潮流的“良心”人士，發出道德的怒吼。美國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一篇題為《致蹲在黑暗里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文章里，也聲討八國聯軍的燒殺掠奪，也指出以文明自傲的西方人，竟像野蠻的強盜。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八國聯軍的二度破壞，不會導致圓明園完全成為廢墟。

　　吳子桐：圓明園被毀是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欺壓的一個最好寫照。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和封建體制無法對抗近代西方的工業和資本主義文明，是歷史的必然。但圓明園被毀，是否帶有某種偶然因素？圓明園罹難的悲劇，對當代中國有哪些啟示？

　　葉廷芳：在中國統治者的傳統觀念里，自己是中央之國，周圍國家都是“蠻夷”，1793年英國借給乾隆皇帝祝壽的機會，派由70人組成的馬戛爾尼使團來商談，要求派駐大使，覲見皇帝。想不到乾隆皇帝卻要對方按照中國禮節向他三跪九叩。一個大國的君主居然不知道這點起碼的外交常識：人家是代表他的國家來的，他若向你下跪，那豈不變成你的附屬國了？馬戛爾尼按照外交禮儀行單腿屈膝禮，堅持了外交原則，又不失尊嚴。不難想象，馬戛爾尼回去匯報后，引起一片嘩然和憤怒。其實，那一次英國人的來意還是友善的。他們帶來了不少禮物，主要是科學儀器、先進的工業產品甚至包括先進兵器如后拉線炮等，是想促進我們開竅并仿效的。當時乾隆皇帝年邁遲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么，不知道這些禮物意味著什么。有大智慧的人可能會從這里引起反思、醒悟從而發現中國可能太不了解世界，要落后了。當年日本人在明治維新的前夕就有這種頓悟。

　　提起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17世紀末至18世紀中葉歐洲大量傳教士派到中國來，對中國進行非常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是進取性的文化，也是出擊型文化。它有工業做后盾，物質力量很強大，你看建筑上就表現出來：他們總是建造那種非常笨重的、但也是非常牢固的、永久性的石頭建筑，不惜花一百年、兩百年來建造，而且他們喜好的那種幾何造型，一豎一橫，清清楚楚。與西方人相比較，我們的農耕文化是一種“陰柔文化”：比較柔韌、含蓄或內斂，是防守型的、封閉性的文化。西方人在進取心的推動下，借傳教主動跟你聯系，想跟你做生意，經過一百年的努力，我們遲遲沒有反應。你一再閉門不見，于是他們就考慮“先禮后兵”，用武力來強迫你接受了！因此鴉片戰爭有它的必然性，這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與封建主義統治者的行為邏輯矛盾的產物，也是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所決定的兩種文化相沖突的結果。

　　在18世紀60年代以前，以法國百科全書學派為中心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可以說全部對中國滿腔熱情，非常友好。但是從18世紀70年代開始，反啟蒙運動的一代，即代表殖民出擊勢力的一代起來了，那時候他們派來的一些傳教士、考察團寫的發回去的報告都講我們的缺點、負面的東西。西方人對中國以及對啟蒙運動態度的這一變化，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新興的上升階段已經過去，向我們“施禮”的階段也隨之結束，對外擴張的殖民主義勢力已占了上風，他們已經箭在弦上， 正在制造輿論，準備出擊了！這就是鴉片戰爭前的形勢。

　　英帝國主義者利用罪惡的鴉片輸出找到了導火線，終于用炮艦打開了我們的大門，迫使清朝政府訂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割讓香港，開放廣州、廈門、上海等港口。但清王朝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以為條約可以拖、可以賴，最后可以使它們成為一紙空文。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皇帝就曾給下面下達命令說：訂條約不過做做樣子，不一定要貫徹執行。殊不知工業國家已是普遍法治社會，契約意識很強，你簽訂了條約就不能食言，我們的農業思維是散漫性的，因此1858年簽訂了《天津條約》后又想拖拉、抵賴，結果給對方發兵提供了口實，反而挨了人家更重的一拳，打得咸豐皇帝吐了血，不僅眼睜睜地看著人家燒了自己珍愛的皇家園林，在簽訂《北京條約》時更是人家要什么給什么。真是奇恥大辱。

　　汪榮祖：馬戛爾尼使團在熱河見到了乾隆，照中方文獻還行了跪拜禮。英國人當然不承認，但據我的考證，的確是下了跪；不然乾隆不可能會見他。這件事正說明問題的根本所在，也就是兩個不同體制的沖撞。西方的羅馬帝國崩潰后，經過一千年的演變成為“列國”(民族國家)，而清帝國仍然是中華帝國的延續。按照中華體制，見皇帝要下跪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西方人看來就是故意屈辱。我們可以責備清朝皇帝不明世界情勢，但怎能期待皇帝為了見一個外國人而破壞自己的體制?我想也沒有任何外國領導人會破壞體制去見遠來的客人。體制碰撞，兩不相讓，最終只有訴諸武力，被打敗的體制才會不得已而接受新體制。在這個必然的大趨勢下，諸多偶然因素就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