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向某一特定的區域集中是經濟規律下的自然現象。北京成為還是沒有成為金融中心并不重要，關鍵是政府應做好“掌舵者”而非“劃槳者”，致力于為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

　　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將正式下發《關于促進首都金融業發展的意見》，首次明確提出要將北京建設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越能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企業的決策越是能夠不受政府特殊產業政策的影響，市場就越有效，資源的配置效率就越高，反之，有特定產業指向的產業政策越有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就越低。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政府掌握了一切經濟資源，可以主觀地“塑造”產業結構，可以像“導演”一樣安排不同城市的“經濟角色”，進行區域間的經濟布局，但事實證明，政府的精心計劃永遠不如市場的分散決策。

　　現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無一例外地都拋棄了產業政策，或從來就沒有認真地對產業政策感過興趣，曾經實現過某種程度產業政策的國家所取得的經濟發展和產業政策之間也不具備因果的關系，實行產業政策的經歷對于任何國家都是教訓而不是寶貴的經驗。所以，北京市今天對金融行業的意見“指導性”的意味更濃，其約束性和計劃經濟時期的產業政策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如此，這類“積極”的產業政策還是越少越好。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是“掌舵者”而非“劃槳者”，它的角色是致力于為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政府應該堅持非歧視性原則，而不要試圖像在計劃經濟年代那樣去扮演挑選“明日的希望之星”的角色。哪個產業應該發展，某類企業應該向哪個地理區域集中不需什么規劃，華爾街和硅谷不是規劃出來的，曾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平遙和太谷也不是規劃出來的，相同類型的企業會逐漸地向某一特定的區域集中是經濟規律，是受規模經濟效應支配的，因此，沒有政府的規劃，也能夠產生王府井、硅谷和華爾街。再偉大的人、再善辯的人都無法和市場爭論，市場的決定是最優的。就北京金融業的發展而言，“筑巢”和“引鳳”都不應該是政府考慮的事情，是寫字樓的投資人考慮的事情。

　　產業也沒有“好”與“壞”的問題，只有合法不合法、違法不違法的問題。能夠在北京生存下來的產業就是適合北京的產業，能夠在競爭中生存下來的企業就是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北京沒有贏利能力的企業就是一個不適合北京的企業，能夠在北京獲得良好投資回報的企業就是一個適合北京的企業，一些金融企業會為了一點寫字樓租金補貼就放棄“最優”的投資地點而來北京這個“次優”城市嗎？數十億的投資會為了一個北京戶口改變自己的投資決策嗎？北京的寸土寸金，密集使用土地的產業不可能發展起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自然就會逐漸提高，否則即使政府刻意地去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也沒有用，只能夠導致資源的浪費，看看一些城市用納稅人的錢“規劃”出來的空空蕩蕩的“商業街”就知道了。

　　北京成為還是沒有成為金融中心不重要，最終成為金融中心固然不錯，成為藝術中心也不錯，成為文化中心同樣不錯，政府的責任不在于挑選“北京經濟”所穿“衣裳”的款式和花色，而是管理這個城市，使之適合從事商業活動，至于什么產業發展起來，不需要政府關心，在統一的游戲規則下，勝出者就是最適合北京的。北京可以制定一個較高的環保標準，但不能為了限制特定的行業而對不同的行業實行環保方面的雙重標準。（衛志民 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