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來看，推動這兩年我國股票市場上漲的基本因素并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經濟仍高速發展，企業的盈利也大幅提升，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存在，社會流動性過剩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各種努力還在繼續，股票市場的基本制度也仍在不斷完善中。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要加快規范市場，避免市場出現大起大落。

　　雖然從上周二到本周二，股指從最高點4335點急劇下跌到最低3404點，一周的時間下跌了近千點，市場恐慌氣氛較為濃厚。但從目前來看，推動這兩年我國股票市場上漲的基本因素并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經濟仍高速發展，企業的盈利也大幅提升，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存在，社會流動性過剩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各種努力還在繼續，股票市場的基本制度也仍在不斷完善中。總之，這次的大跌，并沒有改變股市的基本面，我國的經濟增長能支撐股市長期向好。

　　前一階段對股市的普遍看法是股市存在結構性非理性，即市場既存在市盈率較低的藍籌股，也存在市盈率很高的績差股。這應該是當前股市的一個現實，是一個較為準確的現象描述。但市場存在結構性非理性，是否意味著一定要采取結構性調控方式？

　　對此，一是應認真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我國股票市場目前這種結構性非理性，更多反映的是股市基本制度和設計的缺陷，而不僅僅是股民的非理性。在僅有主板市場，發行上市較為嚴格的情況下，上市公司是一種帶有價值的殼資源，一般不會輕易放棄，各種資產注入、借殼等資產重組發生的概率相當大。即使是被退到三板市場的，也仍有起死回生的機會。也就是說，在股票市場處于上升周期，在我國目前的環境中，這些績差股成為一張廢紙的可能性很小，大漲的可能性卻很大。與此相反，受制于目前指數設計的缺陷，加上有關部門對指數過快上漲的高度關注，大家對藍籌股的上漲都持謹慎態度，普遍認為上漲空間不大。也就是說，當前的結構性非理性是有深刻的制度背景的，不是簡單的股民投機。從政策設計的角度，改變這些制度扭曲可能比單純的投資者教育更重要。或者說，調控應從“因”上入手，而不是僅僅在“果”處著手。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規范現有股票市場，進一步修改現有股指設計，是解決結構性非理性的根本之道。

　　二是不能簡單用加成本的方法來抑制所謂的“投機”行為。首先，投資與投機不是可簡單用藍籌股、市盈率、換手率這些指標來區分的。機構投資者，甚至海外機構投資者并不等同于投資者，在市場基礎制度設計不合理的情況下，他們的投機能力甚至更強。其次，資本市場從來都是與投機相伴而生的。在抑制投機的同時不能扼殺了資本市場本身的發展。或者說，應該引導投機行為為我所用，而不是簡單扼殺。如盡快推出真正的創業板，發展包括私募股權在內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再次，稅收是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不能輕易作為調控手段使用，應針對更為長期的戰略性目標。

　　近期曾有人將股市的繁榮與貧富差距擴大聯系在一起，認為股票市場的發展加大了我國的貧富差距。對此，我們應該看到，一是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確實不小，但解決貧富差距的途徑，不應是限制富人(其實參與股市的并不全是富人)賺錢，不是簡單的劫富濟貧。更重要的是應為貧困人群致富創造條件。二是即使股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劇了貧富差距，但相對其他產生貧富差距的渠道而言，這種方式還有可能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帶動經濟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會的就業，進而緩解貧富差距的擴大。三是當前中國股市真正產生不可接受的貧富差距的，是那些內幕交易者、市場操縱者，尤其是那些“老鼠倉”。這是不公平的暴富，是產生股市不健康的毒瘤，是應該去掉的。顯然，在開設“老鼠倉”方面有先天有利條件的群體也是應該直接接受投資者教育的。市場本身是最好的教育場所，如果市場仍存在大量的不規范行為，只會進一步引導廣大投資者的投機行為。我國需要培育一個健康的市場來教育投資者，而不是僅僅通過增加成本式的紙上談兵。

　　總之，當前資本市場不發達，還無法有效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是我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而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風險之一，就是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要加快規范市場，避免市場出現大起大落。(陳道富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