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時候起，經濟學家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大多成了反面人物，他們一發言，往往立馬引來一堆“磚頭”。今年兩會期間，吳敬璉稱：“在城市拆遷補償方面，按市場價格進行補償是不合理的，因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應該完全給房主，應建立城市化基金，將這些收益按照一定的規定來分配。”話音剛落，網上就罵聲一片。不過，筆者所在小區的居民對吳大師的此番言論卻難得地大加贊賞，佩服他真了解情況。原來，小區外面的魚塘兩年前被填，建成了一片“高尚住宅區”。于是一墻之隔的那個城中村，人人都成了百萬富翁。不僅如此，村里用土地使用權入股，在他們村地面上建立的好幾家大商場、大公司里村委會都成了股東。村民們每年什么都不用做，年底就可以分得不菲的紅利。

　　天上掉餡餅，原來并不是神話。“共產主義”生活可以通過不勞而輕易獲得，這對于一墻之隔的市民們是莫大的刺激。有些人下崗后經過幾年奮斗終于當上了小老板，有了每月幾千元的收入，原本充滿了自豪，可是與隔壁那些村民相比，頓時泄了氣。干得好不如運氣好，那勤扒苦做還有什么動力？

　　“你們這里還算好的，在廣東我們打工的鎮上，當地原住民哪個不是靠征地富得流油？不少人大字不認識幾個，名片上掛著好幾個小廠的廠長頭銜。那些投資辦廠的商人看他們在本地人脈熟，有什么治安、報關之類難題就請他們幫忙解決，他們掛個虛銜每月做不了幾件事，每家工廠給好幾千月薪。想想我們天天加班，一年下來又能賺多少？真是人比人、氣死人。”表弟對我說。

　　“賺錢不費力，費力不賺錢。”這句俗話如今在生活中似乎越來越得到了驗證。國人崇拜的財富偶像往往是那種賺錢特別快，速度超乎一般人想象力的富豪，比如比爾·蓋茨和李嘉誠。可是這樣的偶像離一般人距離實在太遠，除了每年公布、未經他們本人確認的個人財富數字，我們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雖然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偽勵志文章傳播著他們的創業故事，明眼人都知道那大多只是窮文人適應市場需求編出來騙稿費的，沒有多少可操作性。所以，國人真正的財富偶像其實是自己身邊已經富起來的人，這些富人未必非常富，而且多半不出名，可是因為被周圍人熟知，最容易在潛移默化中引導著別人的行為和價值取向。

　　“我現在也是個主編了！”前年一個朋友突然來訪，驕傲地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他承包了一家核心期刊的增刊，成了一個只有高中文憑的學術雜志主編。看看這本印刷粗糙、排版呆板、內容東拼西湊的雜志，我很替他擔心，這樣的雜志能賺錢嗎？他不會是燒錢玩吧？要知道以前他只是個推銷藥品的業務員，文化底子可以用“薄如蟬翼”來形容。

　　一年之后，這位朋友坐上了“奧迪”。短短一年，他的個人財產就翻了N倍。原來他光每年收取論文版面費就好幾十萬，再不時地找到一些舉辦評比活動的機會，獲得的贊助就更可觀了。比較一下和他差不多時候下海創業的朋友，做小生意的，大多原地踏步沒有多少發展，而且活得很累；代理銷售工業品、日用品的，雖然賺了一些錢，可是市場競爭激烈，前途未卜；只有他這樣從事“特殊”行業的，賺錢似乎全然不費工夫。

　　“找體制內的漏洞去賺錢最容易，比如我承包學術雜志。現在走市場的雜志生存有多艱難？讀者才不管你是省級雜志、國家級雜志，不好看就不買。可是我們這類雜志是世界上僅存的靠級別吃飯的雜志，那些花錢發的論文當然沒有任何學術價值，不過只要發論文和職稱掛鉤，咱們就不愁沒有飯吃，學校的廁所永遠不用擔心沒有紙用……”朋友得意地說。

　　說穿了，他們其實就相當于“熊貓燒香”病毒中那只燒香的熊貓，哪里有漏洞哪里就有機會。看看我們身邊，這樣的“熊貓”其實很多，然而卻沒有多少“殺毒軟件”去制約他們，只能讓那些“熊貓”大量繁殖以后互相去競爭了。

　　踏踏實實做生意賺不了大錢，靠天上掉餡餅或者自己去鉆空子可以發家致富。這種現象的存在使得平民的財富偶像被扭曲，機會主義思想戰勝了勤奮苦干的創業精神。如果只有承包一段公路的施工、攬下一個學校的后勤供應才是致富捷徑，那誰還有動力去投資充滿風險、充滿市場競爭激烈的行業呢？

　　許多中年人談及上世紀80年代，都覺得那是個有精神的年代，那時有一部日本電視劇影響了整整一代人，那就是《阿信》。它講述了一個女人從童年一直到八十余歲自強不息，頑強奮斗的一生。《阿信》最吸引人之處是塑造了一個很陽光的平民英雄，她給人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動力。

　　或許我們的社會應該多創造一些讓“阿信們”能夠脫穎而出的環境。一個阿信成功了，勢必能帶動起她周圍無數個阿信。這比一個懶漢撞上大運，或者一只“熊貓”燒香成功，帶動周圍無數個“夢民”、“熊貓”好得多。(朱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