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際快餐連鎖業大亨麥當勞和肯德基的用工問題，引起國人關注。這兩家大企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違反中國政府關于使用勞工的法律法規，還有待管理部門確認，但它們在一些城市給工人支付工資低于當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已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類似的企業在中國為數不少，只是國際著名企業的行為更引人注目而已。在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對某些企業用工行為監管不力的情況下，由社會輿論關注這件事情，對于促進這方面問題的逐步解決有重要意義。

　　但我們不能把目光僅僅盯住洋快餐。從全國范圍看，企業用工行為存在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至今一些國有企業沒有統一的用工制度，勞工被區分為“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企業內部不能實行同工同酬。很多私營企業未能實行每周40小時工作制；職工加班時沒有按照國家規定獲得合理報酬。更有一些企業對政府設立的最低工資標準視若罔聞。有的企業還在使用童工或變相使用童工。有的企業沒有必要的勞動安全設施，勞動場所不符合健康工作標準，給職工身心健康帶來極大損害。

　　我們還可以看到，甚至在不少政府部門，也存在公務員工作時間過長、加班不能獲得合理報酬的現象。所有這些現象意味著我國勞資關系的調整，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工人工資水平如果過低，不僅會損害工人利益，也會給我國宏觀經濟結構平衡帶來嚴重問題。由壓縮工資水平形成的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也擠壓了國內市場的擴大，使國內居民的實際福利水平降低。工人的勞動時間過長和工資水平過低，還人為地扭曲了勞動市場，造成虛假的勞動需求不足的現象，使大量失業人口難以找到工作。從已經披露的一些資料推算，如果現有企業能執行國家關于勞動時間的規定，我國就業可增加4000萬人左右(不考慮因工作上升產生的對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此外，一些家庭因為工資水平過低，還影響到了正常的勞動力再生產，子女的健康成長得不到保障，形成年輕一代成長中的社會裂痕。

　　影響我國勞資關系調整的許多原因當中，我以為最重要的方面，是一些政府部門不能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對企業用工行為進行監督。現實中甚至有一種由“囚徒困境”理論所描述的惡性循環機制在起作用。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用不正確的理念來保護自己的“投資環境”，結果放縱了一些企業對職工的肆意盤剝。一些地方政府在“環境”方面彼此競爭，客觀上縱容了企業克扣工資，最終形成的宏觀環境益發加強了資本的力量，也給地方“改善”投資環境帶來更大的壓力。

　　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地方政府嚴格執法，真正在企業監管中落實“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不要在資本和勞動之間厚此薄彼。要懂得，過分疼愛資本最終會害了資本，因為低工資低福利只能保證資本的一時之歡，長遠看會犧牲效率、喪失市場。

　　當然，國家將出臺促進就業的法律，這部法律將有利于更好地調節勞資關系。國外市場也時常會傳遞“用工文明”的信息，給我們的企業善待勞動增加壓力。近年來，我國勞動市場形勢發生了變化，勞工的結構性短缺已經成了持續性的現象，一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普通勞工短缺，這種情形也給資本方面帶來壓力。但愿在調節勞資關系方面，有更多的積極因素出現，使勞動得到更多保護和關照，使資本的生存更加合理合法。(黨國英 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