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山一家電子加工企業，員工白立澎悄悄告訴本刊記者：“我們就餐時間有一個小時，光是走路、排隊就要半個小時，吃飯像打仗一樣。說是吃飯，其實更像在給一臺機器加油，真沒心情品嘗飯菜滋味。”

　　“我幾次想辭職，可想到身在農村的父母四處借錢供自己讀書，還欠著上萬元的外債，就咬咬牙堅持了下來。雖然那兩個月每月都有2000多元工資到手，可當盼到能有休息日的消息時，還是不由得流下了傷心的淚水”，朱洪英說。

　　浙江杭州農民工非政府組織“草根之家”負責人徐文財反映，他在服裝廠打過工，全部工作就是緊張地踩著機器踏板，不能說話。出了問題，線長、班組長開口就罵。女工遭遇性騷擾也很常見。

　　“在這種沒有人格尊嚴、沒有快樂可言的工作環境中，什么文化娛樂、朋友交流想都不敢想。”徐文財說，“走進車間，看到的除了冷漠還是冷漠。我不相信，這種長時間的心理壓抑，到所謂的心理關懷室1小時就能解決？”

　　在產業工人大量聚居的杭州市下沙區白楊街道鄰里社區，居委會干部陳雁飛表示，近兩年來不斷有人出現異常行為。如有的員工半夜大喊大叫，有的站在樓上往下扔東西，有的半夜里哭泣。

　　“現在社區里還沒有出現極端行為，可這并不代表以后就沒有。”陳雁飛說。

　　　“圍墻管理”的被動生存

　　隨著媒體對爆發勞資糾紛企業報道的逐漸深入，一種所謂“圍墻管理”的模式揭開了神秘面紗。本刊記者調查發現，這種管理模式在大型外資、臺資企業很普遍。

　　在珠三角一些大型企業走訪時，本刊記者了解到，隨著業務擴展，這些企業的規模擴張迅速，在有限的廠區面積內，員工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成為“城中城”。

　　據有關負責人介紹，改革開放之初，外資、臺資企業前來投資辦廠，需要大量勞動力。由于當時的社會提供不了員工的生活服務，企業便形成包吃包住的“小社會”模式。大墻一圍，自成系統。地方政府也樂得不插手企業圍墻內的事務，從而助長了這類“圍墻管理”的形成。企業生產管理、員工思想動向很少為外界所知。

　　深圳市寶安區公安局、安監局及深圳市觀瀾街道辦事處干部反映，轄區內的一些大企業因為是納稅大戶，當地政府明令不得干擾其經營。因此，不少部門平時不進入這些企業。必須溝通情況時，需事前通知，層層聯系，還要接受后備箱和隨身攜帶箱包的檢查。有的企業在發生人身傷亡事故時，有關部門想進企業調查，在相關文件上蓋了十幾個公章才被放行。

　　管理一個擁有上萬甚至幾十萬員工，“圍墻管理”似乎成了唯一選項。這種全面滲透進員工生產生活的管理模式，讓員工感受到很大的精神壓力。

　　深圳一家知名企業跳樓自殺幸存員工田玉、饒樂琴說，在企業里，很多地方是員工“禁區”，到處都有保安盯著，感覺很壓抑。21歲的員工汪云說：“就像《黑客帝國》里的主人公尼奧，當發現這個巨大的‘系統’對每個人的監控如此強勢，就會徹底喪失安全感。”

　　本刊記者在沿海地區調研中看到，在這類企業圍墻內嚴格的宿舍管理下，員工如同被“綁架”一樣，陷入“沒有生活、沒有家庭、沒有社區”的生存狀態。一位業內人士對此的解讀是，這種管理辦法有利于公司掌握員工所有的作息時間，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勞動力，并且在企業不需要向員工支付更高工資和福利的情況下，讓員工對企業形成依附。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危機干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肖水源、深圳社科院研究員吳奕新等專家認為，一些“巨無霸”企業進行封閉式運作，治安、衛生、食宿等都在公司圍墻內完成。只要“圍墻”內的公共服務和公共資源嚴重不足，就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深圳市總工會對一家大企業500名員工的抽樣調查表明，對工資收入非常滿意的只有0.2%，對社會地位非常滿意的只有3.6%。近40%的被調查者表示，企業內部缺少“精神保障”，人際關系冷漠。

　　本刊記者現場采訪看到，像富士康這樣的大企業，周邊的文化娛樂設施匱乏。光明書屋距離富士康北門大約100米，這里公開售賣黃色影碟。一些影碟名字淫蕩下流，封面不堪入目。在富士康旁邊的深圳友良婦科門診，“無痛人流”廣告十分醒目。據診所周醫生介紹，來這里墮胎的主要是富士康員工，可以打8折。“生意好的時候，每天可以做幾十例，一般每天也要做十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