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再平衡引發三大變化

　　在全球經濟大格局不變的背景下，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再平衡主要表現在全球貿易和金融領域各主要經濟體相對實力的變化上。從周期性危機的爆發到經濟復蘇的現實過程來看，我們認為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可能帶來三方面的主要變化：

　　歐美經濟雖然在內部供求結構上有諸多相似之處，但由于美國的服務業構成中金融與商業相關的服務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而這類服務業具有可貿易性。因此，美國不可能徹底地放棄這一領域的貿易優勢，轉而去發展制造業。而歐洲的服務貿易的供給結構中，建筑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而這類服務業不具有可貿易性。當歐洲內部對服務業的需求增長低于供給增長時，歐盟內部資源從服務業向制造業轉移具有更大的現實性。因此，歐盟內部的再平衡一方面會進一步擺脫美國的需求沖擊，同時也會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被邊緣化。

　　從發達國家進口商品技術構成中端化的發展趨勢來看，在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高端產品的制造業中心——日本和德國的外需增長空間會被進一步壓縮，而低端制造業中心——中國及其他東亞經濟體的外部需求的上升仍具有一定的空間。

　　盡管美國在本輪危機后的金融地位有所動搖，特別是美元在新增儲備貨幣中的比重與美元匯率變動的相關性規律被打破。但從經濟基本面的情況來看，由于歐洲經濟的基本面因素與美國相去甚遠，歐洲要替代美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歐元替代美元成為主要國際貨幣仍然不具有現實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經濟的表現給東亞國家在未來國際金融領域變革過程中地位的提升留下了空間。但是，東亞國家要真正替代美國的角色，目前也不現實，因為東亞國家在國內金融發展水平上尚無法與美國相提并論。

　　再平衡階段中國經濟面臨諸多外部風險

　　在全球經濟大格局不變，而全球經濟再平衡又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體創造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的背景下，中國因素成為了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最令世人關注的熱點。然而，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中仍然面臨著諸多風險，其中最為主要的風險在于：

　　國際分工格局中錯誤定位的風險。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外圍制造業國家的地位并沒有因為本輪危機而改變，只要國際分工的大格局不變，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就不會發生根本變化。因此，中國在技術存量以及金融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下，不可能完成從制造業大國向創新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轉變。

　　紅利爭奪的風險。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格局不變背景下全球經濟的平穩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經濟參與國的關注點將從全球利益的創造轉向全球利益的分配，其手段無非在于貿易保護和匯率調解，這兩方面的壓力會在未來不斷地顯現出來。

　　流動性緊縮風險和外部需求的逆向沖擊。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開始反思原有金融監管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并通過了一系列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市場系統性風險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一系列金融監管改革措施的實施，發展中國家的外部融資環境將有所惡化，外部資金供給的短缺以及借貸成本的不斷上升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加以維持。與此同時，美國國內新的技術和制度形式創新的跡象并不明顯。在中短期內，美國經濟很難出現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其對外進口需求已經很難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因此，伴隨著流動性繁榮的結束，在新一輪發達國家市場份額再分配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的優勢尚不突出，所面臨的外部競爭也必然有所加劇，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必將面臨著較大的外部需求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