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進什么退什么?

　　整個收入分配改革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糾葛中，政府處于最核心的主導地位。而問題的復雜之處在于，政府自身同樣存在著各種利益的糾結，有時反而成為收入分配秩序失衡的一個誘因。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在政策層面上存在相當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

　　以地方政府為例，其目標是GDP增長、是大項目投資，過分熱衷于鼓勵資本密集型投資，為大企業提供各種優惠政策，不斷把經濟資源向強者傾斜；而相對來說，對勞動密集型小企業重視不夠。而后者恰恰是解決就業和收入的主力軍。

　　另一方面，正是幾十年對效率優先的強調，逐漸演變為“GDP至上”，從而形成發展的單一路徑依賴，需要慢慢剎車而不太可能一天轉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也讓資本獲得了多方需求帶來的主動權。

　　與之相伴的，還有中國現行稅制結構的不合理。多年來，以增值稅等為主體稅種的流轉稅在中國稅制結構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是政府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增值稅是鏈條稅，環環緊扣，對企業產品增值部分征稅。

　　這意味著，產業鏈越長，產品生產得越多，政府可以從企業那里征收到的稅會越多，而不論是否產能過剩。這直接推動了地方政府想盡辦法引進大項目、尤其是重化工類產業鏈條很長的項目的積極性。

　　“我們的基本制度還沒有從創造GDP轉到讓老百姓更加富裕的軌道上來。”教授鄭功成說。

　　從財政支出看，政府財政收入占到GDP的25%，但是財政支出用于民生部分仍然嚴重不足，大量資金用來進行投資，加大了收入分配的結構問題。

　　“現在談基礎設施，都只知道經濟性基礎設施，就是‘鐵公基’，而不重視社會性基礎設施，比如公共衛生、教育、社會服務。”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說，“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

　　對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投入，短期看能直接促進就業，其就業效果要遠遠高于‘鐵公基’，中期看這些基礎設施如果向低收入人群傾斜，起到了矯正收入差距的作用，長期看則能提高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但后者相較于“鐵公基”來說，對GDP和稅收的拉動大為遜色。

　　對于中國政府而言，政府公共資源的再分配有相當大的調整空間。比如，社會保障在福利國家要占到財政的50%左右，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也起碼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國為12%多，這個空間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