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博弈 既然代表“中國官方”，朱民的任職，就意味著不同國家之間博弈的結果。 博弈的焦點，在IMF自身的改革上。 13個月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之時，IMF作為各國央行的聯組機構，卻未能及時有效地發出預警信息，令各國怨聲載道。一個疑問遂被提出：IMF代表了誰？ 在這個國際金融機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資比例為57：43，美國位居首位，日本其次，中國的投票權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為3.66%，今年4月倫敦G20峰會達成注資共識之后，中國注資400億美元，投票權微升至3.72%。 沒有人否認中國在這場金融危機中至關重要的穩定性角色，但中國乃至金磚四國的投票權比例之低也眾所周知，甚至，沒有任何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能夠進入IMF的高級管理層。

     “你可以把IMF理解為一個股份公司，中國是股東，但在管理層卻沒人”，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博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要知道，單一的股東，和在管理層里有代表的股東是完全不一樣的。管理層里有了人，等于在政策的制訂、決策、執行過程中，你會了如指掌，這與現在派駐華盛頓的執行董事完全是兩個級別”。 前述接近央行高層的人士透露，提出加入IMF高級管理團隊早已是中國決策層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之一。只是，通過何種路徑入局，卻非一朝一夕之功。 實際上，在中國金融業內部，不乏海歸高級人才(朱民就是其中之一)，也不乏對金融危機有深刻認識的人士，他們對金融危機成因的分析和應對策略，最終獲得了中央最高層的首肯。

    中國的銀行家們幾乎一致認為，金融危機暴露出國際貨幣體系的明顯缺陷。一方面，原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強調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這就要求美國的國際貿易一定要有逆差，否則各國無法獲得美元。問題是，美國貿易出現逆差，必然造成美元不穩定，總體趨貶。 美元泛濫，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71年崩潰之后，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采取浮動匯率，令各國在國際貿易上更為困難——必須要考慮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發端于國際貿易的金融衍生工具開始如雨后春筍般生長起來，其杠桿越伸越長，時至今日，金融衍生工具已經擴展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全世界虛擬經濟達681萬億美元，數十倍于實體經濟，泡沫被捅破只是時間問題。 基于此，針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對策于今年春天成型。最理想的一個結果是：建立一個超主權的貨幣，從源頭上杜絕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

     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悄然掛出鏈接：《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署名周小川，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文章的觀點簡單而鮮明：建立一個超主權貨幣，目前可以考慮加強特別提款權的作用。 此時，距離G20倫敦峰會的召開，只剩下一個星期的工夫。 次日晚間，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美元依然“非常強勢”，沒必要進行新的貨幣體制改革。 在他表態之前的當天上午，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表態時說了實話，他本人對來自中國的提議持“非常開放的態度”。美股和美元應聲下跌，下午，蓋特納又急忙改口，口徑變得與美國總統一致。 與此同時，金磚四國全部同意來自中國的提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斯特勞斯•卡恩亦予以支持。 問題是，世界大同為時尚早，超主權貨幣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