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知情權的另一面是大家擔心彩票存在暗箱操作？

　　看了前面調查的結果，我覺得大家關注知情權并不是想去打聽中獎者到底是張三還是李四，而是針對彩票機構的公信力，你這個大獎到底怎么開出來的？讓大家知道中獎者是誰才是讓人心服口服的第一步。

　　沒錯，就像這次3.59億大獎開出來之后，就有不少人質疑，一般人誰會花176塊錢一口氣買88張同一個號碼的彩票，這個舉動本身就有些不合常理。看來只有中獎者現身說法，才能打消人們的疑慮。

　　我想大伙的質疑還有些別的原因，前些年的寶馬彩票案就曾暴露出彩票行業管理的混亂。有了這個前車之鑒，這次看到3.59億獎金也將被不明不白地拿走，大家心里就更有理由擔心了。從根本上說，爭取知情權的另一面，還是大家害怕彩票存在暗箱操作。

　　當大獎遭遇輿論普遍質疑時，人們質疑得其實并非是得獎個人，而是對彩票發行部門的公信力產生了懷疑。公眾苦苦追尋的也并非是獲獎者的個人信息；而是政府需要向公眾公開的必要信息，比如資金收入及去向等。但是當記者打開中國福彩管理中心的官方網站卻發現，在這里根本找不到相關信息。公眾的知情權和獲獎者的隱私權其實并不矛盾，但是為什么我們的知情權卻難以得到滿足呢？

　　《彩票管理條例》起草人之一王薛紅：“你比如公益金的使用的信息的及時和全面的公布這個方面(在條例中)是有要求的，但是具體怎么去公布，怎么去及時的達成這樣一個目標，這個應該是說從條例來說他沒有做到這么具體。”

　　王薛紅，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所長，被稱為中國彩票研究第一人，也是我國彩票條例立法的重要參與者。她認為，我國《彩票管理條例》的頒布實施，盡管為彩票事業的健康發展夯實了制度基礎，但由于還缺乏細則的配套，所以嚴謹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就無從談起。而記者了解到，從2009年起，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開始執行福利彩票銷售和籌集公益金的季度信息通報制度。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今三個季度過去了，記者卻只在一篇網絡報道中，看到只言片語的幾句關于一季度信息通報的報道。而與之對比的是我國香港地區的馬會，在這里，每年十萬元以上的項目都會詳細的對外公布。

　　王薛紅：“在信息的完整性上和信息的公開和透明度方面都是還是離我們社會的需求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除了信息公開機制的嚴重不完善以外，王薛紅還認為，彩票監管的執行能力還遠不能滿足現實需求。比如，財政部作為全國彩票唯一的監管者，但在《彩票管理條例》里，對財政部的監管職能甚至沒有一個單一的章節。

　　王薛紅：“第五條講到了財政是監督管理部門，但是又同時談到了民政是作為行政主管部門，那么怎么去理解監督管理和行政主管，都是管理，那怎么去理解，我想這一條就是說，實際上是我們目前還是在這個行業發展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些業內人士對此也表示出了擔憂，因為真正監管福彩和體彩中心的是財政部綜合司下的彩票處，一個處級單位去監管兩個司級事業單位，而且監管手段粗放不完善，效果可想而知。而對比我國澳門地區，一個50萬人口的城市，卻有一個200人規模的博彩局來全面管理博彩產業。

　　王薛紅：“這個問題也是我這些年特別希望達成的，就跟一個夢想一樣，我也希望中國有一個專門的機構，類似于這種銀間會、證監會我們要成立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機構來監督管理和推動這樣一個市場的發展。”

　　正是由于缺乏這樣的監管機構，使得我們的彩票發行機構兼有“運動員”和“裁判員”的雙重身份，而如此龐大的一項公共事務，監管一旦跟不上，就好比唐僧身邊沒有神通廣大的徒弟，誰能保證妖魔鬼怪不去吃一嘴呢？因此王薛紅認為，為了我國彩票業的長治久安，目前急需一套完善成熟相對獨立的監管系統和行業標準予以保證。

　　王薛紅：“因為在條例里頭有明確規定，就是要推出標準，那么這些標準其實它包含了好幾個方面的，一個是技術方面的一些標準這是一個科學研發的一個過程，另外還有管理程序上的一些標準，因為它是一種安全性能的一種保證，管理上不加強這種程序上的這種規范性的話，一定會出現這種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