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未來數年，發達國家經濟體將陷入低速增長，出現“滯脹”之可能性不容低估。最近數年，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將長期處于低速增長，歐洲和日本尤其如此。然而，由于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毫無節制的貨幣擴張和財政赤字，加上美國的巨額外債和國際收支逆差，發達經濟體出現“滯脹”之可能性絕對不容低估。“對于中國來說，將非常不利”。

　　綜合分析各種數據，他認為，全球貨幣和信用擴張所創造的資金，已經有相當部分重新流入虛擬經濟，“近期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攀升，并非是實體經濟復蘇之反映，而是信用資金流入虛擬經濟之結果。”他強調，全球已經重新出現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嚴重背離，“中國亦是如此，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認真研究，采取正確措施加以解決。”

　　其四，金融危機觸發全球產業大規模的分化、整合和轉移。金融危機將導致全球許多產業產生大規模、大范圍的分化、整合和轉移，包括金融業和制造業等很多產業。汽車行業的全球分化和整合僅僅是個開始。發達國家很多產業還將繼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奧巴馬政府的基本國策是：在未來的5到10年之內，重點推動三大類產業發展，來啟動美國經濟新一波的高速增長。一是清潔能源或新能源，一是生命科學或生物科技，一是以航天和航空科技為代表的軍事科技。三大領域的主要競爭者主要是日本和歐洲。三大產業取得成功，又將深刻影響世界產業布局。中國亦必須提前制定相應戰略和策略。

　　“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能否將這股全球產業的分化、整合和轉移，與中國的產業政策、自主創新和科學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向松祚認為，這是中國擺脫“世界加工廠”的最好契機。

　　中國的機會

　　“回望大國崛起和衰落之歷史，我們皆能清晰洞見每一個國家所歷經的多次戰略機遇和戰略拐點。”向松祚列舉了上世紀最激動人心的三次危局中主動變革成功的案例：

　　羅斯福面對1930年代“大蕭條”之巨大挑戰，成功“重塑”美國經濟金融體系和世界秩序；1970年代西方遭受前所未有之“滯脹”，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毅然發動“市場化革命”；經歷文化大革命之中國經濟瀕臨破產，鄧小平以其雄才大略，成功實現中國之戰略轉折，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恢弘的經濟奇跡。

　　“危機將此前隱藏的問題以最赤裸的方式展示在人們面前，迫使人們思考解決之道；危機喚醒和凝聚國民共識，讓戰略轉折能夠成功實現。”不過，向松祚認為，危局巨變下的中國機會，需要修正和增強四大政策方向：

　　其一，降低出口依賴，必須建立刺激內需之長效機制。刺激內需主要依靠人民收入水平之提高，必須對稅收體制和收入分配結構進行改革，努力縮小收入差距。同時，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和國情的社會保障體系。尤為重要的是，刺激內需之長效機制必須依靠現代金融服務之普及，沒有金融或信用手段之推動，內需很難真正刺激起來。

　　其二，反思“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堅定自主創新之決心。以堅定明確的國家意志強力扶持某些重點產業之技術進步，努力提升重點產業躍居全球領袖地位，是世界大國產業復興之共同經驗。沒有明確堅定的產業政策，就談不上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的關鍵動力是企業之自由競爭。一方面，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外國資本以各種形式控制中國產業和企業；另一方面，要鼓勵中國民營資本或私人資本參與所有產業之競爭。體現國家意志之產業政策并不是非要國有企業來執行，應該允許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在所有產業領域公平競爭。這就需要進一步放松產業管制和準入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