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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合理的稅制設計和相應的激勵機制，則個人納稅更容易成為一場“貓鼠游戲”

　　劉濤是北京一家餐飲企業的老板。盡管整個企業都屬于他，去年的盈利額也超過了12萬，但他并沒有打算去進行個稅申報。“我根本沒有給自己做工資，也就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

　　沒有“個人收入”，并不影響劉濤的個人生活。他的日常消費都是從公司的備用金中直接提取，“只要最后能夠拿來足額的票據做好賬，我日常的消費也就轉化成了企業的成本”。

　　“稅務部門要想完全掌握一個人的收入情況，必須形成一套全面的監管體系和聯網機制，但實際上他們沒有。所以除非我被稅務局盯了，他們專門去銀行、證券等部門調取我的信息，否則根本無法掌握我實際的個人所得”，劉濤說。

　　現實的納稅環境，使得很多人僅僅是把稅務部門能夠準確掌握的工資部分的信息進行了一次形式上的填報，并且還有一些收入多元化的高收入者逃脫了個稅申報的義務。這顯然并非稅務部門的初衷。

　　個稅申報中的漏洞，不僅給納稅人帶來麻煩，也可能使逃稅者心存僥幸。如此種種，都難以使申報成為一次輕松的守法之旅，而更易成為一場“貓鼠游戲”。

　　迄今的進度是，可能有逾半的應申報者仍在觀望之中。有專家預測說，如果公眾普遍存在抵觸情緒，稅收成本就會不斷增加，那么，這項制度實施預期效益就會大打折扣。

　　稅制能否更人性化

　　在中國人開始走入“個稅時代”的同時，近些年來，德國、美國和法國都掀起了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潮流，紛紛降低稅率，原因是，個人所得稅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高收入者的逃稅、避稅等使個人所得稅很難實現調節作用。

　　而與此經驗相悖的是，中國的邊際稅率高得“離譜”，薪金這一塊，稅率檔次從5%到45%分了9檔，最高邊際稅率高達45%，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副主任岳樹民表示，我們國家適用45%稅率的人其實很少，這一稅率檔次意義不大。工資薪金所得稅的超額累進稅率級距過多，大部分邊際稅率不適用。

　　岳樹民表示，個人收入分配的調節不能只依靠個人所得稅，還有消費稅、財產稅等多個稅種的配合。高稅率能調節收入差距，同時也可能打擊高收入人群的積極性，如果稅收征收力度太大，把他的收入拿走了一大部分，就不會有人愿意去投資，愿意去勞動，而經濟發展還是依賴于有人去投資的。

　　另外，個稅扣除標準 “一刀切”也廣受詬病。“一刀切”便于職能部門的日常管理，但制度本身“僵化”和“死板”，納稅人普遍有抵觸情緒。美國的個人所得稅是按照家庭實際支付能力征稅，而不是按總收入征稅，很多家庭的必要支出都可以在稅前扣除。

　　史小軍對“僵化”的解釋，又回到了信息獲得渠道的問題上：我們目前只能考慮人的自然屬性，無法考慮人的社會屬性，因為其前提是，需要我們能夠通過各個途徑，去掌控納稅人的各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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