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不可否認，現在特困大學生中，確實不愿意接受資助的人大有人在，認為是一種施舍，心理上造成壓力。對這種心態，您怎么看待？
成思危：接受資助的人應該把資助看作是社會對自己的關心，而不是施舍；另一方面一定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實際上，他們確實是因為經濟困難而接受資助。我希望他們應該有這樣的心態：我因為接受了這個資助，就一定要努力學好知識，將來對社會能夠起更大的作用。第三要有回饋社會的精神。今天接受資助，是因為自己需要；將來一旦自己有能力資助別人，也會慷慨解囊。接受資助并沒有什么可恥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從這么一個長遠的角度看，而不要從一時接受資助、心里不好受這樣的角度來看。
新京報：有人認為，類似新長城這樣的活動，將關注點著眼于考取大學的經濟困難學生，是錦上添花之舉；那些由于家庭經濟原因而輟學的適齡兒童更加應該受到關注。對此你怎么看？
成思危：要重視教育扶貧，教育托起后天的希望，貧困地區發展需要人才，需要提高農民的文化技術水平，所以在教育方面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義務教育是國家拿錢，所以不應存在經濟問題；義務教育以后不能繼續上學的，不但有高中，還有職業教育學校。所以我個人看法，確實是都應該關注；因為有些孩子不能上高中，更談不上上大學了。
但問題在于，社會公益力量發展還是不平衡的。
新長城項目著重關注貧困高考生，將來或許會有其他組織關注其他某一個群體，畢竟，新長城不可能將所有的事情都包起來。當然，對農村來說也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農村出一個大學生很不容易，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新長城的影響效應可能更明顯一些。中國有很多優秀人才就是因為沒有機會而無法出人頭地，所以機遇對他們是很重要的。有人說類似謝軍那樣的頭腦，十萬人中才有一個，那你說中國應該出多少個“謝軍”？
應該出1300個“謝軍”才對嘛！為什么只有一個謝軍呢？因為另外那1299個，沒有機會接觸國際象棋啊！所以應該說我們中國是有很多優秀人才的，我們應該創造機會讓他們脫穎而出。
扶貧是保障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新京報：什么力量讓你持續關注中國的扶貧事業？
成思危：可以說，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新聞界的元老，我母親留學法國，學習法國文學。所以他們教我四歲讀唐詩，六歲讀《資治通鑒》；而且，我對范仲淹這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人是非常敬佩的。我16歲從香港回來以后，一直在國內生活，也走過很多地方，看到很多貧窮落后的問題。我總覺得，中國要富強，必須要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對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是非常贊成的。
搞好扶貧工作也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公平，特別是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重要體現。我一再說，一方面，我們需要學習和運用市場經濟手段，來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因為只有經濟實力增強了，才可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也要堅持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否則，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不穩定，也沒有效率可言。反過來說，你只講公平，無視效率，怎么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呢？那只能是低水平的所謂公平。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我們比較多的關注效率的話，在今天我們初步實現基本小康的時候，恐怕就應該更多關注一些公平問題。
新京報：馬上就是春節了。目前還有一些大學生因為經濟原因不能與家人團聚。你最想通過新聞媒體對他們說什么？
成思危：其實，不單是對這些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也包括那些生活困難的其他群眾，我先給大家拜個年！同時我也可以告訴關注中國扶貧事業的人們一個好消息，民建中央將發起一個“思源工程”，顧名思義，就是“飲水思源”，主要目的就是動員我們民建會員中的企業界朋友積極參與扶貧慈善事業。目前，“思源工程”正在國務院審批之中。對扶貧慈善事業，我們不但要講，而且要善于去做，身體力行，知行合一。由單個企業去做，效果不是很理想；如果集合起來，發揮整體效應，社會效果就會更好。所以，我希望能為他們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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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扶貧基金會發起主辦的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自強項目于2002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啟動。針對特困大學生的各種困難，新長城項目為特困大學生提供了經濟資助(主要是生活費資助，每人每年2000元，資助年限為1、2、3、4年)、成才支持(主要通過組建高校自強社)和就業服務等全方位的幫助。
自2002年9月，新長城項目在社會各界的關注下，成功舉辦了“2003新長城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2004新長城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2005新長城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2006新長城優秀高考特困生尋訪行動”、“新長城2007貧寒學子新春關愛活動”。
《新京報》作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關系最為緊密的媒體合作伙伴，聯合主辦了“新長城高考貧困生尋訪”、“新長城高考義賣”等系列活動，在2006扶貧中國行捐贈表彰大會上獲得年度媒體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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